《特赦1959》这部电视剧从播出以来，我不仅从头看到尾，而且还要看上午的重播。以前也看过有关功德林改造战犯的电视剧，但是，都没有这次看《特赦1959》有兴趣。想想原因，以前有关改造末代皇帝、战犯的电视剧，大多是平铺直叙地表现对战犯的改造，虽然也有收益，但是，总觉得比较单调、呆板。而《特赦1959》则以所长王英光为主线，穿插了他的爱情、家庭、同志、邻居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情节，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和曲折的故事，衬托出社会进步和战犯改造之间的内在联系;管理人员中的所长、政委、梁冬英、副所长和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叶立三等人，栩栩如生，令人信服;一些细节也令人回味，如副所长第一次去所长家做客，政委说不能空手，他马上伸出手来，贺晋年不得不从口袋里掏钱。解放初期军队实行的还是供给制，政委口袋里不会有多少钱，但是，这个细节充分表现出当时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那种亲密关系，令我们这些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老人，余香在唇、回味无穷。

　　有关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优劣和艺术性，留待评论家们去评说，这里重点想讲一讲自己在思想认识方面的一点感受。

　　人生的道路选择是决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不是生活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之下，就是生活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能动性就表现在自觉地选择哪种制度，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顺应历史的发展，愉快地生活，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反之，就会被社会生活所裹胁，处处被动，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立。这个抽象的道理，在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中，以栩栩如生的群像、尤其是在战犯们经历的变化中，以具体人物的形象和故事的曲折发展表现出来，具体、生动，令人深思。

　　王耀武、杜聿明、叶立三等人，曾经是国民党的高官干将，手握几万或几十万大军，在他们那个“一亩三分地”，是说一不二的主宰，在整个国民党军队系统也名声显赫。但是，在短短的解放战争几年后，由权高位重、统帅大军的将军，转变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阶下囚，而经过几年时间内改造，又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得到政府的特赦。在这种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浓缩了一些人的急剧变化，显现出选择道路对于人生的巨大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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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武等人，原来效忠于蒋家王朝，死命维护没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对抗新社会制度，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当阶下囚是一定的，正如王耀武所写的对联：“早进来 晚进来 早晚都进来”。他们当时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由大将军转变为阶下囚，是一种必然;进入功德林以后又面临新的选择，是接受改造还是抵制改造?是承认社会主义新制度，还是继续抵制新制度?是又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当然是一次痛苦的选择。像王耀武这样的战犯，对于社会发展的认识比其他战犯较清醒，看到了旧社会制度必然崩溃，接受教育改造就比较自觉。不同的战犯，接受改造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如叶立三，除了在功德林学习、劳动的改造之外，还与在灯泡厂参加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王耀武、杜聿明等能够自觉地承认原来选择的是错误道路，对于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才可能选择重新做人、改过自新，争取做社会主义新人，几年后就得以特赦。事实证明这次他们选择的是正确道路。而黄维等人则坚持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立场，拒不接受社会主义新制度，在功德林对抗教育改造，搞不可能成功的“永动机”，非常被动。

　　从《特赦1959》电视连续剧的故事，联想当前一些人物的表现，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别看他当前表演得欢，今天发表演讲，明天发推特，这里制裁伊朗，那里加征关税等等，但是，他竭力维护的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显现出历史上小丑的本来面目，就像当时的杜聿明等人一样，成为人民群众的阶下囚，被广大群众所唾弃。

　　王耀武、杜聿明等战犯所以能够得到改造，最主要是存在着一个外部条件：有一个建立崭新社会主义制度的领袖毛泽东，他不仅领导人民打败了蒋介石政府几百万大军，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对待战争罪犯的崭新道路：改造战犯。过去历史上对待战争罪犯只有处决、审判等。而作为社会主义缔造者的毛泽东，则创造了改造战犯的新途径，把消极因素转化为新社会的积极因素，把“废品”转化为“有用品”，这也表现了领袖对于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定自信，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即使像战争罪犯这样的顽固分子，也不可能长期逆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必将被新社会所“融化”。电视剧中这些过去的战争罪犯，高呼毛主席万岁!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