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的十位大将中，张云逸极具传奇色彩。他年龄大，授衔时已63岁;工资高，是唯一拿元帅工资的大将;资历老，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他戎马一生，却从未受过伤，人称“福将”。

　　毛主席三封亲笔信：关心张云逸身体健康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云逸佩戴上了大将军衔，成为开国十位大将之一。记者在海南省档案馆的馆藏中注意到，当时国务院秘书厅发送的参加授勋典礼的请柬、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授勋典礼的请柬，以及在怀仁堂举行授衔、授勋酒会和晚会的请柬，都完好保存至今。也就在彼时之际，毛主席给张云逸写了第三封亲笔信。在信中，毛主席写道：“八月十四日信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间再约谈。祝康吉。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张云逸：若不去买菜我就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大将张云逸与两位妻子的爱情传奇

　　二女共夫——张云逸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妻子

　　17岁时，张云逸在广东陆军小学堂里秘密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结了婚，妻子王氏是一位十分厚道贤淑的同乡。

　　结婚后，一边是张云逸戎马倥偬，家里难得着边;另一边却是妻子王氏常常忐忑不安，成亲好几年了，她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叫张琼，却等不到一个儿子光顾他们的家庭，没有儿子成了妻子的一块心病。旧社会的妇女讲究三从四德，海南岛的妇女尤其为甚，她们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自作主张决定给丈夫纳妾。

　　人生旅途上常常出现许多机缘。有一次，王氏带着女儿到理发店剪发时，认识了一位叫韩碧的小同乡。她一打听，原来韩碧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自幼随父母沿街乞讨，尝尽人间疾苦。几年后，父母先后病逝，她便跟着一位远亲离开故土，到广州闯荡。先是在一家工厂当童工，由于不习惯囚笼似的工厂生活，加上听不懂也不会说广东话，苦恼之下，便开始学习理发。她凭着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一手漂亮的理发技术。于是，她离开工厂到理发店打工去了。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来我往之后，她们觉得很有缘，彼此怎么看着怎么都觉得顺眼，常常无话不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间更加了解了。终于有一天，张云逸的妻子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

　　韩碧听到这突如其来的请求，十分惊讶和恐慌，她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当时她没有给王氏明确答复。韩碧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那几天，韩碧一直处在矛盾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来到理发店找韩碧。她把韩碧拉到一边悄悄问道:“我上次提的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个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大吃一惊。

　　“我替他做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那不行，万一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韩碧禁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只好含羞地答应了。见韩碧有了那个意思，王氏觉得自己终于了却一件心事。

　　也许是王氏太喜欢这位漂亮聪明的小妹了，她当真不给张云逸捎个信就迫不及待地娶亲过门了。

　　在娶亲这一天，她不声张，不摆宴席，只是选定了良辰吉日，让自己7岁的女儿一手抱着一只大公鸡(代表着张云逸)，一手与韩碧各牵着一个红色的绣球，由她本人当主婚人，举行完再简单不过的拜天地、拜祖宗、夫妻互拜的婚礼仪式，吃完象征喜庆的婚宴，韩碧就算娶过门走进洞房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刚满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因患风湿性关节炎，腿脚不灵便，只好返回广州看病。他一进家门，便看见一位陌生的年轻女子在家里做饭。妻子王氏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原委。

　　张云逸听后，觉得此事做得太荒唐，于是勃然大怒训斥道:“什么!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把她送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韩碧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能躲在屋里，伤心地悄悄抹眼泪。“云逸，你听我说，你阿爸死了，你的两个弟弟也都死了，张家就剩你一个男人了，我又不争气，嫁给你这么多年也没为你生个儿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绝后呀?你想我还不想呢!再说了，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姑娘，她哪里还有什么家呀!”妻子说着说着竟然呜呜大哭起来了。

　　看见妻子哭了，张云逸没话了，他一边为妻子擦泪，一边耐心劝导说:“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生个女儿，也不错啊，再说了，你生女儿我怪过你吗?这又不是你的错!”

　　张云逸思考了一下，又说道:“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要拖累人家一生啊!”

　　躲在房间里的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她感动了。她在广州也闯荡了多年，三教九流，什么样的男人她都见过，可像张云逸这样正派，为别人着想的男人，她却没有见过。刹那间，她觉得自己应该把终身托付给这样的男人，哪怕就跟他过上三年五载的日子也值得。

　　张云逸回家本来想好好享受一下家的温馨，没有想到妻子背着他做了这么一件荒唐事，这倒让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如果把韩碧姑娘送走的话，她没有家，她还要再嫁人，虽然没有与她同房，但她已经是“履行了结婚手续的人”，也许终生就找不到婆家了。如果承认现实，实在违背他的意愿。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在王氏的“精心”安排下，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这样，两人接触多了，张云逸也了解了她的身世，对她既同情又佩服，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对韩碧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了军人，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工农兵了。”

　　张云逸的病好之后，就要离家了，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也默默地接受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既成事实。他觉得妻子在家也太不容易了，确实需要一个帮手维持这个家。不久韩碧果真生了个儿子，那时张云逸又调回军队中当了旅长，全家人高兴得又是放鞭炮又是摆喜宴，很是热闹地庆祝了一番。可谁知不久，儿子夭折了，韩碧哭得死去活来，张云逸和妻子轮番安慰她，慢慢地她的心才平静下来。

聚少离多——八年杳无音信，他们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192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次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着名的第四军(即铁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他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留在二十五师做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留在第四军，跟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这时他又与妻小有了短暂的家庭团聚。革命受挫后，秘密工作又十分紧张，他疲倦的身心从妻小那里得到了很多慰藉。

　　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于是，张云逸又告别妻小，离开温馨的家，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党中央报到去了。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突变，党中央又命他返回广州。这时韩碧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已好几个月了。他回家后，给儿子取名为张远之。不久，张云逸就奉命去广西组织百色起义。就这样，一别8年，张云逸都未与妻儿见过面。韩碧和张云逸的结发妻子王氏则带着儿女，冒着被“格杀勿论”的危险，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丈夫长期在外，对于韩碧和王氏两个女人说来，既没有经济来源，又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韩碧每日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在西濠口理发店打工。好在这一带是广州的繁华地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顾客盈门，理发生意非常红火。

　　后来，女儿张琼长大，也出去打零工为家里增加些收入。19岁那年，张琼便出嫁了。这样，王氏那颗善良的心就全用在了儿子远之身上。韩碧早出晚归地外出打工，张远之的衣食住行乃至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类事，就全包在王氏身上，以至孩童时代的张远之，觉得最亲最爱的倒不是韩碧而是王氏。不幸的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在逃难中不幸被炸死。就这样，韩碧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担子。

　　1937年上半年，时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的张云逸奉党中央之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亲友的多方帮助下，1937年年底，张云逸才找到他们母子俩，而且知道自己的结发妻子死于战火，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

　　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团圆和睦。对韩碧来说，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参加了革命，成了张云逸的革命伴侣，并开始艰难地学文化。嫁给张云逸十几年了，她才头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夫妻团聚生活。

　　可半年之后，张云逸奉命离开香港返回延安，韩碧本坚持也要跟他同去，但张云逸耐心地劝道:“咱们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了再派人来接你们母子俩，这样比较安全些。”韩碧只好含着泪点头。就这样，这对恩爱的夫妻又离别了。韩碧重操旧业，以理发养活自己和儿子。

　　1939年7月，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新四军张云逸身边工作。一行人到桂林之后，叶挺军长接见了韩碧母子。在桂林稍作调整，他们继续上路，直到9月份才到新四军军部。一到军部韩碧和张远之就穿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韩碧和张远之编在军部教导队，母子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文化，接受抗日教育。他们一人一个背包，课堂就设在山坡上，除了上文化课，他们也常演戏学唱歌。这使中年的韩碧也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视野开阔了，知道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

　　因为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1940年3月，韩碧带着长子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当他们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便急速将韩碧一行25人被扣详情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立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指张云逸自己)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张云逸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官兵，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军械和军款等，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多岁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爹咱们应该高兴呀!”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组织上考虑到韩碧忠诚老实，为人可靠，而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安排她到供给部做出纳员。出纳员就是管钱，工作单纯，但责任重大。韩碧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每天都非常认真，并且夜间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41年3月，由于表现突出，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家人虽然团圆了，但三人分在三处，根本没有办法待在一起:张云逸经常在一线指挥，韩碧在供给部工作，远之送到学校学习去了。直到1942年，张云逸与她们母子俩才真正住到一起，因为这时他不兼任师长而回到军部专任副军长了。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受命来到广西筹建领导机构。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在丈夫的鼓励下，韩碧逐渐进入角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两年后，张云逸却病倒了。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韩碧辞去保育院院长一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云逸的衣食住行。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韩碧突发精神分裂症，张云逸铁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1953年底，眼看50岁的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她的生理和心理突然间出现明显变化，对人对事常常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本是正常现象。只是韩碧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解放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的死又几乎使她精神失常，这些历史因素使她更年期现象显得格外突出。偏偏此时，她又收到文昌老家同胞弟弟的来信，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这一消息让她惊呆了:不错，她祖上确实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经没落潦倒，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浪迹广州去打工求生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想不通，但又不想告诉丈夫，怕加重丈夫的病情。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

　　一天晚上，楼下正在举行舞会，她疯也似地从楼上奔跑下去，冲着正在跳舞的人大声嚷叫:“别跳了，我受不了啦!”说完，就冲出楼外，向海滩跑去，边跑边在寒风中脱去衣服，跳进大海，向远处游去……等大家把她从海里拉上来，送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原因是妇女更年期综合症加上过去的精神刺激所致。韩碧在医院吃药静养时，组织上又专门从上海请来名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就回家了。

　　然而，她的病时好时坏，有一次张云逸请战友来吃饭时，她先还好好地在饭桌旁作陪，大家边吃边聊，谈笑风生。谁知她突然间莫名其妙地变脸了，愤怒地一把将饭桌掀翻，饭菜盘碟撒满一地，她却若无其事地转身上了楼。狼狈、尴尬、难堪，张云逸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发呆，秘书慌忙陪着笑脸送走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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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发生之后，张云逸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一致主张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去，理由是:一可以抓紧治疗彻底治好韩碧的病，二免得刺激影响到张云逸，保证他的身体健康。

　　为此，张云逸也犹豫不决，老也拿不定主意。他在海边沙滩散步，他坐在办公室里独自沉思，他走进卧室静静地凝视着韩碧……最后，他毅然决定把韩碧留在家里。

　　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这种病，光靠药物，我看不顶用。韩碧同志跟了我几十年，实在不容易啊!她跟我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有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她是个农民，后来当了理发工人，后来又参加了新四军，但到底没有多少文化，为人忠诚厚道，可处事又十分认真。眼下如果送她去精神病院，离开我，离开儿子孙子，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她会失去亲人的温暖，失去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还会加重她的病。”

　　就这样，韩碧就留了下来。张云逸每天陪着韩碧去海边散步，陪着她说话，带着小儿子和大孙子陪着她玩耍。与此同时，医生经常来家里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渐渐地，韩碧犯病的间隙期越来越长了，情绪也相对稳定多了。

　　1954年，张云逸接到中央指示，带着一家人调到了北京。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在张云逸的精心照料下，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1957年长子张远之和妻子调到北京后，张云逸告诉他们:“五月初九是你们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张远之和妻子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韩碧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着。从那以后，每逢韩碧的生日，儿孙们都会记起张云逸的嘱咐，送一件韩碧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生日礼物。

　　1974年11月19日，传奇将军张云逸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10年后，韩碧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临终前，她轻轻呼喊着张云逸的名字，她那份真情、痴心让守候在床边的所有人为之落泪。

　　抗战趣闻：开国上将抗战中为何被称缴获大王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张宗逊出任120师358旅旅长，下辖715团和716团等部队。

　　八路军120师主力，于9月3日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北上。张宗逊率358旅随120师师部之后，经澄城、合阳，于12日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9月底以358旅716团2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宋时轮率领下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雁北支队积极作战并连续获胜，初步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战局面。而张宗逊则率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宁武县城，在友军配合下，歼灭了守城日伪军，收复该城。

　　黑石头沟的“回马枪”

　　1937年10月14日，张宗逊指挥358旅在359旅协同下，攻占同蒲路上的大牛店等地，歼敌一部。几天后，张宗逊更命令716团主力于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准备伏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以切断进攻忻口日军的后方补给线。

　　18日上午10点，日军汽车50辆满载步兵由北驶入伏击区。716团以密集火力向日军车队急袭，击毁日军汽车多辆。正在激战时，由阳明堡方向赶来大批日军。716团临危不惧，当即抽一部兵力进行阻击。激战至夜晚，其他方向又有日军援兵大举来袭，716团这才撤出战斗。此战，共毙伤日军300多人，击毁日军汽车20多辆。

　　20日夜，716团以一部袭取了雁门关，以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太和岭的公路及桥梁。21日，716团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于黑石头沟公路设伏。上午9点，由南向北行驶的日军汽车200多辆和由北向南行驶的日军汽车数十辆，同时进入716团的伏击区。战斗打响后，日军增派八架飞机支援，向716团反扑。716团则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痛打日军。在敌人援兵赶来之前，主动撤出战斗。

　　短短的3天时间里，358旅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多人，毁日军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进攻忻口日军的粮、弹、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受挫。张宗逊领导358旅配合忻口战役的胜利捷报，让当时奋斗在抗战前线的各部队均受到极大鼓舞，八路军总指挥部以多种形式对张宗逊和358旅加以表彰。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说：“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贵部林(115)师及张(358)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仍需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外号“缴获大王”

　　1938年2月中旬，华北日军为了迅速夺取山西全省，纠集了驻平遥、汾阳、邯郸的三路人马进攻临汾。为配合国民政府军队防守临汾，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从岚县来到忻县西南的庄磨镇，指挥120师主力破击同蒲路北段。

　　2月27日，日军为打通铁路运输，由原源、忻县调集2000多人，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平社地区进攻。120师师部命令张宗逊率领358旅担任阻击太原方向日军的任务。张宗逊部署358旅716团3营在河庄阻击乘装甲列车沿铁路线北上的日军。战斗打响后，3营指战员一面射击，一面退至田庄的高地，将敌人引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2营的阵地。张宗逊分析了形势，果断命令716团从正面向日军突击，而715团从侧翼截击。黄昏时分，在全旅隐蔽进入攻击位置后，张宗逊指挥全旅发起总攻，将日军全线击溃。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400多人，生俘2人，击毁日军火车一列，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物资。

　　1938年2月下旬，日军1万多人由平绥、同蒲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5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攻，相继占领宁武、神池、偏关、保德等7座县城。张宗逊率领358旅，采用游击战术，广泛袭击日军据点、破坏敌人交通联络，在运动中打击进犯的日军。3月17日，张宗逊率部赶到神池以南的虎北村、山口村地区，与神池出动增援五寨的1000多日军遭遇。在张宗逊的带领下，全旅指战员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立即发起攻击。很多战士的鞋子走坏了，赤着脚在雪地里同日军进行白刃格斗。经过数小时激战，歼日军300余人，俘日军军官1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马步枪20余支。此后，358旅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同友军一起收复了多座县城。在八路军120师收复七城的整个战役中，张宗逊指挥358旅和359旅协同作战，共消灭日军1500多人，缴获了当时八路军急需的山炮、汽车等一批武器装备。由于张宗逊在战斗中多次大批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其“缴获大王”的外号不胫而走。

　　消灭蚋野大队

　　9月下旬，侵华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沿平汉、正太、同蒲、平绥铁路，分25路向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阜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0月中旬，张宗逊受命率358旅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北岳区，直接参加反“围攻”作战。10月下旬，张宗逊率部开到五台城南一带。为摸清敌情，派716团参谋长刘忠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准备相机攻打侵占五台的日军。次日中午，刘忠回来报告说：侵占五台的日军主力蚋野大队700多人，于昨晚向东进犯，今晨偷袭了高洪口。得此消息后，张宗逊判断，这股日军是孤军深入，扑空后必按原路返回。张宗逊的手指沿着地图上从高洪口到五台的大道慢慢地移动，最后停在滑石片沟。他指着地图对参加会议的指战员们说：“我们就在这里设伏，部队只要能及时赶到，歼灭这股日军是有把握的。”但张宗逊随即发现，日军距滑石片只有20里，而358旅却要走50里。因此，358旅要和日军抢时间，争取先敌到达，做好伏击准备。张宗逊遂决定，716团迅速开到滑石片两侧设伏，714团急行军到滑石片西北打援。

　　战斗任务下达到部队后，战士们连做好的饭都没顾得上吃就从驻地出发了。旅部和716团只用了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50里的山路，于3日晚9点登上了滑石片以西的各制高点。不久，日军进入了滑石片沟伏击地区。张宗逊立即命令716团发起进攻，将日军分割成数段，并连续打退日军的5次反扑。

　　在战斗中，张宗逊亲自来到前沿阵地，对指战员们说：“敌人已经被打乱了，不能让他们有整顿组织、恢复指挥的机会，全团应该立即冲下去，彻底消灭这股日军。”716团指挥所根据张宗逊的部署，立即向各营下达了总攻击的命令。顿时，战士们冲向沟底，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至次日拂晓，日军全部被歼。滑石片伏击战，张宗逊率领358旅消灭了日军109师团第135联队蚋野大队700余人，其中俘虏21人，缴获山炮2门、轻重机枪30余挺、步枪340余支、军马153匹、电台一部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358旅一些连队的战士们，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子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让晋察冀军区的记者照相(这张照片保存下来了)。

　　消息传来，国民党派驻八路军120师的上校联络官陈宏模不相信张宗逊旅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贺龙便嘱咐张宗逊给陈宏模送去缴获的两件日军呢子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在实物面前，陈宏模不住地频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