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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是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最早提出的，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现实角色，有别于武侠作品里美化的英雄。我国君主专制数千年，等级制度森严，只有极少数人的自由，缺乏正义的秩序，没有法治文化传统。平等、自由、正义、秩序，正是侠文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和现代法律文化存在某种契合，但其本质上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惩恶扬善”恪守的是江湖义气为主的伦理准则，是理想化的“人治”模式。传统的武侠作品，多以“行侠仗义”为主题，传承了传统的侠文化；江湖秩序游离于法律之外，义气行事，勇于私斗，无视规矩，自由放任；宣扬怨怨相报，以暴制暴，武斗仇杀，草菅人命。经武侠作品粉饰后的武侠文化，进一步夸大了“侠以武犯禁”的自由，为所欲为，逍遥赛过活神仙，令人向往；造成盲目崇拜，快意恩仇，易使人产生一种复仇的空虚快感；助长了复仇社风，徒逞血气之勇，漠视现实。新兴的“玄幻奇仙”，更是怪诞不经，无可名状；玩世自娱，不值一哂。传统武侠作品的阴暗面，须引起社会的反省。

武侠向来难登大雅之堂，在于立意存在先天不足。文学作品是精神食粮，营养在于针砭时弊，发人深省；传导积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影响人和改变人。韩非子提出“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拙作试图“以侠正法”，是一种尝试，但受个人修养的制约，难免粗陋肤浅，敝帚自珍，贻笑大方，仅权作抛砖引玉。

公元前536年，郑国正卿子产“铸刑书于鼎”，是我国首次公布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是法制史上里程牌式的事件。拙作附会“铸刑书”这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了“铸刑剑”——“安邦神剑”。“神剑”不是传统的杀戮利器，而是法律文化的物化，法律信仰的象征。同时虚拟了“准法治武林”，演绎波谲云诡的江湖纷争。通过人治思想和法治思想冲突酿成的悲剧，“人治江湖”信仰体系的支柱——英雄的倒塌，揭露“人治江湖”信仰错位的根源，倡导尊重人权，破除迷信，树立法律信仰，构建人心所向的“和谐武林”。

拙作取名“神剑平天下”，意为“树立法律信仰，实现社会和谐”。“神剑”有上述的特定含义；“平天下”取之于《礼记•大学》中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封建社会激人奋进的金科玉律。现在时代不同，“平天下”应作新的解释，即“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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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人以“神剑”修身时，才有可能“平天下”。

任重道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