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问王承书得过多少成果奖。她说:我没有得过奖。她当然不会没有得过奖，她曾主持或参与过的科研获奖项目有几十项。她都谢绝署名，更不用说那些饱含她的心血而由学生承担的项目的获奖数了。她一贯反对那种做导师或领导工作的人，不失时机分享别人劳动成果的做法。她说: “我要做人梯，让年轻同志从我肩上走过去。我把我的学生培养起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们采访过她的学生和年轻的同事，他们都说王老师的成就绝非几篇论文、几本书或几项成果奖所能衡量。1961年成立的理论培训班，学员年龄平均为25岁，到1994年他们中已有8人成为研究员，有的走上了部、局级领导岗位。

作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基地的天津理化工程研究院，1994年已有34名研究员，绝大多数是她培养出来的，有的已带起了第三代研究生。王承书以无私的奉献、执著的追求，带动一批人的成长，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她带过的许多学生几乎都记得她第一次批改论文的情景。有的还保留原件作纪念。她批改时是那样的认真、严格，从基本概念、数据计算、逻辑推导到用字、语法、标点都不轻易放过。 1989年底，她已达77岁高龄，患有眼疾。为了看一篇学生的论文，先是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直到临终前，她一直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带博士生。那本每个学生占一页的影集是她心爱的珍藏本。 她不仅仅把视线局限在铀同位素分离领域，而是希望社会上更多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要给白己的孩子留钱财，然而却时时关心着“希望工程”。丈夫去世后，她先将在张先生名下的10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迎县建立起一座“文裕小学”。

在她临终前一年半，得到病危通知，她又留下遗嘱，将自己毕生积蓄的近10万元，捐给“希望工程”。 学生们清楚这10万元是怎样积攒起来的。他们印象中，她经常穿的是从美国带回的不新但很合体的衣服;作为共产党员，她从1965年起就将工资收入的大部分作党费交纳，直到“文革”后期组织上不同意才降到按规定的标准交;在三年困难时期，她自己花钱买来大量纸张供研究人员计算;她总是将自己的出差补助、奖励和微薄的稿费捐给单位和核学会，用以购买书刊、开展学术活动。我们到她南沙沟家中采访，发现房间里只有书籍、几件旧家具，没有豪华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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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从她那里听到最多的教导是—你们要注意培养下一代。他们说从她那里除了学到治学的本领，还得到人生的启迪。一本她主持编写的著作出版，学生们一致同意以“一谦”作为笔名，她一直不知道是因她“一贯谦虚”而得名。 尽管如此，她临终的遗言仍然是:“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三十六年，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她的一位学生说，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她淡泊名、利、权，用一生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