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有一个大宅院，很多年没人住了。前些年还用来关牲畜，现在完全空了，成了老鼠的乐园。我曾经到里面玩过。一条石板小径勾通了十多间老屋，几十年的烟薰火燎使屋檐变得黑黢黢地，如一张张大口，仿佛要将天上飘着的云儿吞噬。多年未生火了，但一推开门，一股潮湿的浓烟味就扑鼻而来。老屋不受阳光亲睐，即使是晴天，屋里也黑咕隆咚地，天井上空是蓝蓝的一片天。大宅院如千万老屋那样，像尚未完全埋没的尘埃，在作着垂死挣扎。唯一让人振奋的，就是那些屋子正中无一例外地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庄重，慈蔼地微笑着，那微笑有一丝神秘，引人遐想。

三酒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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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听到三酒四肉，我还以为是喝三种酒，吃四种荤菜。后来经外婆再三解释，才搞清楚所谓“三酒四肉”是请客吃饭时按人头每人三口酒四块肉。一口酒是很少的，用外婆的话说，就是如蚊子撒尿的一点。肉呢必然切得很小，一两肉不切小点能够一桌子人分吗？外婆常感叹现在一人吃的肉以前一桌子人也“吃不完”。外婆又说她赶上好日子了，要是外公还活着就好了。现在的好日子外公是做梦也没梦到过呀。

那时，一个人每年就七八斤肉，大半年不见油星子。肉要一丁点一丁点地省着，只有逢年过节和来了贵客才可以打打牙祭。有的家庭孩子多，分到每个人头上的肉就更少了。来了客人，孩子馋得一闻见肉香就冲进厨房，往滚烫的锅里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搞得客人干瞪眼，母亲气得抬起锅铲劈头盖脸打下来。第二次来客人，母亲事先就把这些孩子赶到楼上，牢牢扣好楼门，母亲硬起心肠任凭孩子在楼上又哭又跳，自己在楼下殷勤款待客人。

外婆常喜欢讲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省了块肉，到邻家串门之前必先用那块肉在嘴皮上抹一抹。到了邻家，一个劲地喝茶，吹嘘：“最近油太大”。

不想儿子在自家大叫：“阿爹，肉被猫吃了。”

“是三斤半那块还是五斤半那块。”

“你抹嘴皮那块，”儿子回答道。

宴席上总有些老太太保留着当年的习惯，每夹一块肉都要不停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若你速度慢了，老太太会热心地用还粘着很多饭的筷子夹一块放在你碗里。这些老太太舍不得把自己那一份肉吃完（抑或吃不了），总要用手帕或菜叶把肉包回去慢慢吃。看到年轻人毫不拘束，不邀请别人一下就自己动筷，吃得酣畅淋漓，老太太们蠕动那漏风的瘪嘴，一个劲地嘀咕：现在的年轻人真没教养。

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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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没有电视，花灯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每到腊月，乡村艺人就开始排练节目，然后到每个村子循环演出。看演出不要门票，只要每家出一碗米，全村出油出菜，在夜半演出结束后给花灯团办一顿伙食。

小孩子最开心的是看花灯团挨家挨户收米，看他们人人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有的画了花脸，有的戴了假面具。孩子们最喜爱的是白无常。白无常拖着一根长长的红“舌头”，手里拎着一根铁链子，叮叮当当地把链子往你家大门上，板壁上敲，据说这样可以驱鬼辟邪。孩子们一歪一颤地跟在他后面，拍着手叫着笑着。

花灯会上，唱灯是最重要的节目。我记得最深的是一个老漆匠漆尿壶的调子。开头是这样唱的：“我是一个老漆匠，讨（娶）个婆娘不像样……唉唉唉，罢罢罢，我挑起工具，离家出走了（“了”字拖的老长老长）。（老漆匠东瞅瞅，西转转，找不到活干……终于，有个老妇拎了个尿壶来叫他漆。提起来闻一闻，很臭。他忍着恶臭，把尿壶拿去洗了洗，没等晒干就漆开了，边漆边唱），“太太小姐来解手，两条黄龙钻进洞…….”还有个节目是丈夫骂懒妻的“头像鸡窝罗，脚像扭羊角，头也不梳梳，脚也不裹裹……”

压轴戏是耍狮子。只见狮子左又摇摆，跳上跳下。突然，它张开大口，一串鞭炮在口中炸开了。在鞭炮的脆响中，人们又迎来了年节。

虱子的喜剧

虱子被人们亲切地呼为“革命虫”。

爷爷年轻时给地主家赶马，一次进城，恰遇上长征的红军队伍。听到他们在唱“穷人要翻身，穷人要翻身……”爷爷和同伴议论：“说穷人要翻身，怕是晚上虱子跳蚤咬睡不着要不停地翻身吧？”

外婆说以前没有洗衣粉用，全家一年就买得起一条“洋皂”，要省着用。妈妈给外公洗衣服每每先烧好一锅水，然后铲些灶火灰进开水里，待水澄清后舀来当“洗洁剂”用。有时妈妈会抱回一捆皂荚枝烧熬水来洗衣。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虱子也疯长了。这时就要开展人虱大战：老奶奶疼爱地把小孙女抱在膝头上，用箅子蘸湿了水给小孙女刮头。箅子是用自家猪鬃做是，经久耐用。

有个叫阿莲的，嫁了个吃公家饭的老公。老人们每每谈到她：啧啧，这女娃小时候干筋骨瘦地，头上虱子一吊一吊地，家人也不帮她打理，差点没叫虱子吃了，不想却有这等吃闲饭的好命。

人民公仆

当时没有乡镇之说，叫公社。葛富贵是公社主任。

村里有一片地被命名为“富贵田”，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老葛。

那时，干部下乡也是常有的，但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给老百姓解决困难。想想，那时能有什么油水？贵为公社主任的老葛下来也是吃“派饭”，这家吃一顿糠窝窝拌玉米面，那家吃一顿稗子粑粑，还得给主人家饭费。这些事现在是无法想象的。老葛一个月十几块的工资，给这家读书的孩子买本书，给那个老太太买一斤糖就花完了。（人们说老葛是个光棍汉。我笑笑；他要不是光棍汉，那他老婆孩子还不得饿死？）

那年天异常干旱，眼看玉米就要晒死了，人们展开了抗旱大战。老葛亲自坐镇本村。他起早贪黑，靠着一对小黑木桶去半里外的山沟里挑水，一个人在一周内把村前那十多亩地浇了个遍。

至今，人们回忆起老葛，单单就一句话：“老葛，真傻。”但你要问农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会满怀深情地给你讲一遍老葛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