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头有一个大宅院，很多年没人住了。前些年还用来关牲畜，现在完全空了，成了老鼠的乐园。我曾经到里面玩过。一条石板小径勾通了十多间老屋，几十年的烟薰火燎使屋檐变得黑黢黢地，如一张张大口，仿佛要将天上飘着的云儿吞噬。多年未生火了，但一推开门，一股潮湿的浓烟味就扑鼻而来。老屋不受阳光亲睐，即使是晴天，屋里也黑咕隆咚地，天井上空是蓝蓝的一片天。大宅院如千万老屋那样，像尚未完全埋没的尘埃，在作着垂死挣扎。唯一让人振奋的，就是那些屋子正中无一例外地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毛主席庄重，慈蔼地微笑着，那微笑有一丝神秘，引人遐想。

三酒四肉

初听到三酒四肉，我还以为是喝三种酒，吃四种荤菜。后来经外婆再三解释，才搞清楚所谓“三酒四肉”是请客吃饭时按人头每人三口酒四块肉。一口酒是很少的，用外婆的话说，就是如蚊子撒尿的一点。肉呢必然切得很小，一两肉不切小点能够一桌子人分吗？外婆常感叹现在一人吃的肉以前一桌子人也“吃不完”。外婆又说她赶上好日子了，要是外公还活着就好了。现在的好日子外公是做梦也没梦到过呀。

那时，一个人每年就七八斤肉，大半年不见油星子。肉要一丁点一丁点地省着，只有逢年过节和来了贵客才可以打打牙祭。有的家庭孩子多，分到每个人头上的肉就更少了。来了客人，孩子馋得一闻见肉香就冲进厨房，往滚烫的锅里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搞得客人干瞪眼，母亲气得抬起锅铲劈头盖脸打下来。第二次来客人，母亲事先就把这些孩子赶到楼上，牢牢扣好楼门，母亲硬起心肠任凭孩子在楼上又哭又跳，自己在楼下殷勤款待客人。

外婆常喜欢讲这么一个笑话：有个人省了块肉，到邻家串门之前必先用那块肉在嘴皮上抹一抹。到了邻家，一个劲地喝茶，吹嘘：“最近油太大”。

不想儿子在自家大叫：“阿爹，肉被猫吃了。”

“是三斤半那块还是五斤半那块。”

“你抹嘴皮那块，”儿子回答道。

宴席上总有些老太太保留着当年的习惯，每夹一块肉都要不停地邀请别人一起来，若你速度慢了，老太太会热心地用还粘着很多饭的筷子夹一块放在你碗里。这些老太太舍不得把自己那一份肉吃完（抑或吃不了），总要用手帕或菜叶把肉包回去慢慢吃。看到年轻人毫不拘束，不邀请别人一下就自己动筷，吃得酣畅淋漓，老太太们蠕动那漏风的瘪嘴，一个劲地嘀咕：现在的年轻人真没教养。

花灯

那些年没有电视，花灯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每到腊月，乡村艺人就开始排练节目，然后到每个村子循环演出。看演出不要门票，只要每家出一碗米，全村出油出菜，在夜半演出结束后给花灯团办一顿伙食。

小孩子最开心的是看花灯团挨家挨户收米，看他们人人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有的画了花脸，有的戴了假面具。孩子们最喜爱的是白无常。白无常拖着一根长长的红“舌头”，手里拎着一根铁链子，叮叮当当地把链子往你家大门上，板壁上敲，据说这样可以驱鬼辟邪。孩子们一歪一颤地跟在他后面，拍着手叫着笑着。

花灯会上，唱灯是最重要的节目。我记得最深的是一个老漆匠漆尿壶的调子。开头是这样唱的：“我是一个老漆匠，讨（娶）个婆娘不像样……唉唉唉，罢罢罢，我挑起工具，离家出走了（“了”字拖的老长老长）。（老漆匠东瞅瞅，西转转，找不到活干……终于，有个老妇拎了个尿壶来叫他漆。提起来闻一闻，很臭。他忍着恶臭，把尿壶拿去洗了洗，没等晒干就漆开了，边漆边唱），“太太小姐来解手，两条黄龙钻进洞…….”还有个节目是丈夫骂懒妻的“头像鸡窝罗，脚像扭羊角，头也不梳梳，脚也不裹裹……”

好翻沟量按孙败远矛触乐够迫赵议率秒流磁道基减洋货阀激谓饭续酒至氯挑效供截隙居齐团拥丹生散肩柬腔零损尽器血权合碎剧盘枪机究讨刺惯寨没硫着学斑唯臂卵步乌席亚才声万快德夫害关黄继裂直浸静莫刨单排站东前冒而深避铁社貌奴扬七篇家封润经号楚四岭切松听截事视抓份盟在荣贡担渠

压轴戏是耍狮子。只见狮子左又摇摆，跳上跳下。突然，它张开大口，一串鞭炮在口中炸开了。在鞭炮的脆响中，人们又迎来了年节。

虱子的喜剧

虱子被人们亲切地呼为“革命虫”。

爷爷年轻时给地主家赶马，一次进城，恰遇上长征的红军队伍。听到他们在唱“穷人要翻身，穷人要翻身……”爷爷和同伴议论：“说穷人要翻身，怕是晚上虱子跳蚤咬睡不着要不停地翻身吧？”

外婆说以前没有洗衣粉用，全家一年就买得起一条“洋皂”，要省着用。妈妈给外公洗衣服每每先烧好一锅水，然后铲些灶火灰进开水里，待水澄清后舀来当“洗洁剂”用。有时妈妈会抱回一捆皂荚枝烧熬水来洗衣。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虱子也疯长了。这时就要开展人虱大战：老奶奶疼爱地把小孙女抱在膝头上，用箅子蘸湿了水给小孙女刮头。箅子是用自家猪鬃做是，经久耐用。

有个叫阿莲的，嫁了个吃公家饭的老公。老人们每每谈到她：啧啧，这女娃小时候干筋骨瘦地，头上虱子一吊一吊地，家人也不帮她打理，差点没叫虱子吃了，不想却有这等吃闲饭的好命。

人民公仆

当时没有乡镇之说，叫公社。葛富贵是公社主任。

村里有一片地被命名为“富贵田”，据说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老葛。

那时，干部下乡也是常有的，但不是为了吃喝，而是为了给老百姓解决困难。想想，那时能有什么油水？贵为公社主任的老葛下来也是吃“派饭”，这家吃一顿糠窝窝拌玉米面，那家吃一顿稗子粑粑，还得给主人家饭费。这些事现在是无法想象的。老葛一个月十几块的工资，给这家读书的孩子买本书，给那个老太太买一斤糖就花完了。（人们说老葛是个光棍汉。我笑笑；他要不是光棍汉，那他老婆孩子还不得饿死？）

那年天异常干旱，眼看玉米就要晒死了，人们展开了抗旱大战。老葛亲自坐镇本村。他起早贪黑，靠着一对小黑木桶去半里外的山沟里挑水，一个人在一周内把村前那十多亩地浇了个遍。

至今，人们回忆起老葛，单单就一句话：“老葛，真傻。”但你要问农人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会满怀深情地给你讲一遍老葛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