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黄仁宇的著作，尽管之前也有所耳闻。

我想，他是一个让历史走下神坛的奇人。他的矛头从来都不是对准一个人，一个帝国或者一个时代，由浩繁广阔的各种典仪制度或政局军事的千变万化，乃至一向为我所不喜的阶级分析法中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读历史。在黄氏笔下，一切最平常的细枝末节，就犹如蝴蝶效应一般终而推倒了这只巨大的国家机器。

我喜欢这样的视角。

就好比大道向东，大道上的各条枝干，则自可成一番风景。

历史之偶然与必然，更像是一系列的人，地点，事，所构成的一个框架。我从不确切地说什么是必然的，更多的在于胆怯。我畏惧自己的愚蠢在后世被证实，自己的妄论终成为千年中烟波浩渺的一点尘埃，而不复存在。以言立世，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敬的。先哲尚在梦后如是回味“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而黄氏的身上，总有一种“老聃柔贵”的气质，他从不争辩，而只是观察。

在黄的笔下，反复出现一个词，文官集团。

明朝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它的跌宕始终围绕宦官—内阁—皇帝这个旷古的畸形三角恋展开。而以此为政治基石的则是错综盘杂的文官集团。它太过于庞大了，所以人们常常忘记。文官的地位空前提高伊始于宋，宋是一个渐渐被当今国人忘记的王朝，而我一直独独钟情于它。在今天的历史上，实在难以找到这样一个朝代，人们不呼皇帝为“万岁”而叫“官家”；一连几代皆以宗族内禅让来和平继承王权；词者达天下，文章传千秋；统治者多以“柔贵”而为风雅，国穷而民富；开放的态度令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这样的朝代，倘或以武而治，才是真正奇怪了。

明的文官，本身是有点复杂的一类人。正如黄所言，他们存在双重性。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有信仰，有文化的一帮无赖”。一个无赖足令人头疼，何况一帮！无赖摧毁社会的力量何其大，何况他有文化！而当这样一群人空前地聚集在一起时，尤其当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时，这本身便是一把双刃剑。是信仰，使他们立身于这个世界，并共同谋造一个与其相匹之的统治框架；又是信仰，不仅局限了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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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成为他们中互相攻讦的利器。

他们可以不惜生命地热情进言，并为之不惜触怒皇帝，遭贬而无悔。其中更有死谏者。我谓他们“忠诚的傻子。”

还有另一群“他们”深谙其道，并以此为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周转官场间。我谓他们“温良的商人。”

更有一群“他们”，是曾经的信徒，将来的叛者，最后逆其道而行。我谓他们“时代的葬品”。

而有些人，是跳出这个框架的。

哪怕他们身在其间，甚至位高权重，抑或呼风唤雨。

他们不投向任何信仰，但亲手缔造了一个保护壳，细心呵护它。凌驾于信仰之上的，乃是真正的无赖。

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权力家。

他既玩得起政治，又不怕为它所伤。

伟大的权力家，他内心只屈从现实，并试图以最快方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不拘泥于形式的束缚。倘使他为人民谋利，则是真正的伟人了。

伟大而奸佞的权力家，善于将自己置身事外又处于安全中，想办事，筹力办大事，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军团”。所以他制造或缔结某一种信仰，与政治联姻。许多人效忠他，为同一个信仰。这力量的强大和可怕是你无法想象的。而且以此为基石，进行肃反，师出有名。倘或不出意外，甚至是无形中的“军工厂”，复制改良大批“信徒”。残酷的刑罚由此而生。一旦其后来者“遇平世而缓刑法”，则证实了老百姓的“咸菜白粥”理论，被剥夺了吃肉权力的人，只会因吃不到肉而发恨，但当其在长期的“吃肉”斗争中丧失基本生存权时，一碗白粥便是弥天恩惠。所谓“吾皇万万岁”之洪泽，由此而来。而矛盾一旦得不到处理，势必激化出新的信仰。古往今来，炒“地皮”，炒“血统”，炒“太平”的，莫不为是。

而其实所有信仰都要来源于现实。

就像黄笔下的文官们，他们遵循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的中国式道德，诸如父慈子孝，兄亲弟恭。而之所以这些能被弘扬，是源于广大基层的根本道德，血浓于水的价值观。倘使将明朝的文官流放到了外夷，这些人未必见得会对“弟承兄妻”的制度发出抗议。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人民心中幻影的，不真实或不理想的模型。

所以，倘或我们遇到什么不公，切勿哭泣。

我们都只是被这个时代所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