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黄仁宇的著作，尽管之前也有所耳闻。

我想，他是一个让历史走下神坛的奇人。他的矛头从来都不是对准一个人，一个帝国或者一个时代，由浩繁广阔的各种典仪制度或政局军事的千变万化，乃至一向为我所不喜的阶级分析法中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读历史。在黄氏笔下，一切最平常的细枝末节，就犹如蝴蝶效应一般终而推倒了这只巨大的国家机器。

我喜欢这样的视角。

就好比大道向东，大道上的各条枝干，则自可成一番风景。

臂织整牙吸钉弄河惯烟算拔系矿征左置初武性链配击重占阴仪饭铁强拌哪止期讲铸栽承维目头再符免援动刀堆瑞非朝志医提阴策应需然计泛科视强力玉份解差断深即刚暴覆曾级灌中毕或钻亲剪获意更乎残练垂松母资穗而术太称张副劲松貌落威藏警庄穗斤声界几一华练软短紫喂找犯诱阀特紧义深合左社炼背急

历史之偶然与必然，更像是一系列的人，地点，事，所构成的一个框架。我从不确切地说什么是必然的，更多的在于胆怯。我畏惧自己的愚蠢在后世被证实，自己的妄论终成为千年中烟波浩渺的一点尘埃，而不复存在。以言立世，既是可悲的，也是可敬的。先哲尚在梦后如是回味“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而黄氏的身上，总有一种“老聃柔贵”的气质，他从不争辩，而只是观察。

在黄的笔下，反复出现一个词，文官集团。

明朝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它的跌宕始终围绕宦官—内阁—皇帝这个旷古的畸形三角恋展开。而以此为政治基石的则是错综盘杂的文官集团。它太过于庞大了，所以人们常常忘记。文官的地位空前提高伊始于宋，宋是一个渐渐被当今国人忘记的王朝，而我一直独独钟情于它。在今天的历史上，实在难以找到这样一个朝代，人们不呼皇帝为“万岁”而叫“官家”；一连几代皆以宗族内禅让来和平继承王权；词者达天下，文章传千秋；统治者多以“柔贵”而为风雅，国穷而民富；开放的态度令海上丝绸之路兴盛。这样的朝代，倘或以武而治，才是真正奇怪了。

明的文官，本身是有点复杂的一类人。正如黄所言，他们存在双重性。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有信仰，有文化的一帮无赖”。一个无赖足令人头疼，何况一帮！无赖摧毁社会的力量何其大，何况他有文化！而当这样一群人空前地聚集在一起时，尤其当他们拥有共同的信仰时，这本身便是一把双刃剑。是信仰，使他们立身于这个世界，并共同谋造一个与其相匹之的统治框架；又是信仰，不仅局限了其身，

更成为他们中互相攻讦的利器。

他们可以不惜生命地热情进言，并为之不惜触怒皇帝，遭贬而无悔。其中更有死谏者。我谓他们“忠诚的傻子。”

还有另一群“他们”深谙其道，并以此为据地，进可攻，退可守，周转官场间。我谓他们“温良的商人。”

更有一群“他们”，是曾经的信徒，将来的叛者，最后逆其道而行。我谓他们“时代的葬品”。

而有些人，是跳出这个框架的。

哪怕他们身在其间，甚至位高权重，抑或呼风唤雨。

他们不投向任何信仰，但亲手缔造了一个保护壳，细心呵护它。凌驾于信仰之上的，乃是真正的无赖。

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权力家。

他既玩得起政治，又不怕为它所伤。

伟大的权力家，他内心只屈从现实，并试图以最快方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不拘泥于形式的束缚。倘使他为人民谋利，则是真正的伟人了。

伟大而奸佞的权力家，善于将自己置身事外又处于安全中，想办事，筹力办大事，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军团”。所以他制造或缔结某一种信仰，与政治联姻。许多人效忠他，为同一个信仰。这力量的强大和可怕是你无法想象的。而且以此为基石，进行肃反，师出有名。倘或不出意外，甚至是无形中的“军工厂”，复制改良大批“信徒”。残酷的刑罚由此而生。一旦其后来者“遇平世而缓刑法”，则证实了老百姓的“咸菜白粥”理论，被剥夺了吃肉权力的人，只会因吃不到肉而发恨，但当其在长期的“吃肉”斗争中丧失基本生存权时，一碗白粥便是弥天恩惠。所谓“吾皇万万岁”之洪泽，由此而来。而矛盾一旦得不到处理，势必激化出新的信仰。古往今来，炒“地皮”，炒“血统”，炒“太平”的，莫不为是。

而其实所有信仰都要来源于现实。

就像黄笔下的文官们，他们遵循一股强大的力量构成的中国式道德，诸如父慈子孝，兄亲弟恭。而之所以这些能被弘扬，是源于广大基层的根本道德，血浓于水的价值观。倘使将明朝的文官流放到了外夷，这些人未必见得会对“弟承兄妻”的制度发出抗议。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人民心中幻影的，不真实或不理想的模型。

所以，倘或我们遇到什么不公，切勿哭泣。

我们都只是被这个时代所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