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范仲淹，以一篇《岳阳楼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芳名永存，而且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有识之士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座右铭。文如其人。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不仅是个文学大家、治军名将，理国名臣，同时也是个克己让人、豁达大度的君子。南宋大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一个杰出之才，在宋朝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老先生说：“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诚如朱夫子所言，范仲淹不仅影响了同朝的欧阳修等一般文人名士大臣，影响了在他之后的改革家王安石，直到今天，他的人格与人品，也还在影响着善良的人们。

范仲淹出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字希文。他的先祖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来举家迁往江南苏州吴县。范仲淹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两岁时，父亲不幸病故，家中的生活失去了来源，无奈，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到长山一姓朱的人家，他随之改姓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说，直到他参加科举考试时，用的都是朱说这一名字。他年龄稍大，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母亲为将他抚养成人而改嫁，感激涕零。他决心不辜负母亲对他的抚养大恩，便辞别了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去读书。应天府有个应天府书院，是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也许是有了孤儿这种悲惨的经历，范仲淹在读书时，表现出了常人难及的勤奋和毅力。他读起书来不分白天黑夜，尤其是在十冬腊月天，天寒地冻，同学们早早钻进被子里去了，他仍坚持学习，实在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生活自然也是非常艰苦的。由于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就只好经常以稀饭充饥。同窗们都诧异他生活之艰苦，他却不当一回事。孟子说，老天爷要将重要的责任放在某人身上时，一定先让这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使身体和心理都得到充分的磨砺。这话放在范仲淹的身上非常适用。艰苦的生活使他奋发向上的志向得到了充分的磨练，由于他立有大志，身处困境求学之时，能超然于富贵、贫穷、欢喜、悲哀、称赞、诋毁诸等烦恼之外。然而过于艰苦的生活和超常的学习重压，还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据《涑水纪闻》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患上了脊背不能伸直的毛病。当时有一个名叫姜遵的谏议大夫，以刚直严明而著称。一天，范仲淹随众学友去拜访他，寒暄罢，客人都辞别了，姜遵却将范仲淹留了下来，并带进内室介绍给自己的夫人。他对夫人说：这位朱学究是个了不起的人，以后他不仅能当上显要的官职，而且一定能在世上留下盛名。这话传了出来，人们实在弄不清楚，姜遵何以对这么一位有病的青年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像姜遵这样慧眼识人的人，世间也不常有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范仲淹一举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范仲淹一到任上，就马上将母亲接来供养。后来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给皇帝上了一折《改姓表》，说明了姓朱的原因，请求皇帝批准他恢复姓范。皇帝同意后，朱说才重新改名范仲淹。

范仲淹进入仕途后，奋不顾身，敢说敢为。由于他敢于上书言别人之不敢言，不免开罪于皇帝或皇太后。他一生四进四退。前三次被贬，每次出京，都有同僚、亲友、宾客相送。相送的人们对于范仲淹的被贬，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扬，认为他的被贬是一种光荣，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光荣，以至于第三次被贬时，范仲淹与同僚、亲友、宾客们作别时自嘲道：我范仲淹前后三次被贬三次光荣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只希望诸位能给我找个好一点的牢房了。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时30岁，任秘阁校理。这个官不过是在皇帝藏书阁中负责整理和校勘的一个小官，还没有资格给皇帝上书言事。这时，宋仁宗是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朝中大权，全在章献刘太后的手中。满朝文武，无不唯章献刘太后马首是瞻。这年，刘太后拟以冬至时临朝，要皇帝率百官上贺。对于刘太后的这一决定，从皇帝到百官，无不认可，但范仲淹却上书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当皇帝的有事俸老辈人的责任，但没有来当臣下的道理；有坐北朝南的尊位，没有北向为臣的礼仪。若请皇帝在宫内侍俸母亲行家礼，这是应该的；如今要让皇帝和百官同列来朝拜太后，这样做将会损害为君之道，削减了皇帝天下之主的尊严，给后世留下不好的先例。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要求章献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一来，自然让大权在握的刘太后极其不满，于是将他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当了一名通判。通判这个官职为宋太祖首设，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相当于知州的副手，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为皇帝直接委派。范仲淹因开罪皇太后而出任河中通判，故属于被贬之列。这一次，同僚们在都城门口饯行时，就交口赞扬他这次被贬是“此行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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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二年（1033），章献刘太后去世，范仲淹得以被召回朝，当了个右司谏。右司谏是言官，隶属于中书省。范仲淹有了右司谏这个言官的身份，也就更方便向皇帝表达意见了。刘太后过世后，很多言官都抱怨太后听政时的过失，而遭受过太后贬逐的范仲淹，此时却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超人大度。他说，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皇上十多年，是尽了责的，因此我们应当掩蔽她那些小的过失，以保全太后的名望。刘太后过世时留得有遗嘱，要宋仁宗立杨氏为皇太后，并参加军国大事的议决。又是范仲淹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育的原因而代立为太后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了又马上另立一个太后，天下人就会怀疑皇上是不是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帮助呢？因为范仲淹反对得有理，继立太后一事方得作罢。

　　刘太后去世的这年七月又遭遇旱灾和蝗灾，江、淮、京东一带特别严重。范仲淹请求皇帝派人到灾区去安抚赈灾，却不被接受。这下，范仲淹说话就不客气了，问皇帝道：如果宫中的人拿半天不吃饭，那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如今有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了，怎么能够不去安抚救济呢？宋仁宗听了这质问，无以回答，只得就派范仲淹到灾区去安抚赈灾。范仲淹每到一处就开仓放粮，禁绝淫祠，减免了灾区的茶役和盐赋，灾区老百姓方安定下来。返京时，范仲淹又将灾民赖以充饥的野草带回呈送给皇帝，请皇帝展示给六宫贵戚，让他们了解民间的疾苦，以此来警戒他们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

　　这次范仲淹回朝的时间并不长。刘太后一死，宋仁宗可以自己作主了，他便借口第一个老婆郭皇后没有生育，要废了郭皇后另立皇后。范仲淹认为皇后不应轻易废除，便和众谏官、御史劝宋仁宗改变主意，然而没有说动宋仁宗。他准备第二天上朝时再争，第二天他刚到待漏院就得到了通知，要他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去当知州。他这次被贬出京，僚友们送得更远，直到长亭，并赞许他这次被贬“此行愈光”。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是因为上《百官图》之故。范仲淹后来回朝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兼知开封府。这时的宰相是吕夷简。这个吕夷简在宋仁宗手下执政时间很长，宋仁宗刚亲政时政治清平、天下安定，他是做出了贡献的，因此，他也是一代名相。但因为他执政时间长，门生故旧自然也多，当时朝中官员大多出自其门下。于是范仲淹上《百官图》，剖析了朝中百官和吕夷简的关系。这就触怒了吕夷简，加之那时他对范仲淹还不甚了解，一气之下以要率百官罢职相威胁。这时的宋仁宗是很倚重吕夷简的，于是一道命令，将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地区）去当知州。这一次，僚友们一直送他到京郊，更称赞他“此行尤光”！

范仲淹虽为一代文士，却从小就喜欢谈论军事。宋朝时，西北党项族对宋是时附时反。到了该族首领元昊掌权时，他就不再甘心臣服于大宋王朝了。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元昊起兵造反。范仲淹再次被召入朝，恢复了他以前担任过的天章阁待制。若仅只是天章阁待制，那么这是个闲官。事实上，这次召范仲淹入朝，就是要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对付元昊，因此同时让他兼知永州军，后来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他得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关防失守，便自告奋勇去守边，宋仁宗就委他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范仲淹未到任前，此地按官阶高低决定带兵之多少，如总管领兵一万，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三千。敌人来犯则官小者先带兵迎敌，至于这迎敌的将官是否胜任，那是不管的。针对这不合理的情况，范仲淹明确地指出：选择迎敌的将领不考虑他们的本事，只按官职大小来排定出兵的先后，这就是打败仗的原因。他到任后，将州兵集中起来，共得一万八千人，再一分为六，每位将领带兵三千加以训练。敌人来犯，则根据进犯之敌的多少派兵迎敌。第二年的正月间，皇帝下诏要范仲淹主动出击，范仲淹没有盲从，而是依据延州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应对之策。范仲淹向皇帝报告说：正月间正是塞外十分寒冷的时候，大雪茫茫，此时出兵，我们的军队难以隐蔽，容易暴露。等到春暖之时，这个时候敌人马瘦人饥，我们出兵容易取胜。他进一步献策道：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靠近西夏，是羌人必由之路。希望能暂时按兵不动，让他以恩信对之招抚，若贸然动兵，已和羌人建立的交往可能会断绝，那么，这一片地方的安定就会遥遥无期了。他建议可先攻取绥、宥等地，占据要害之处，屯兵营田，如此，茶山、横山等地的老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来归附了。宋仁宗听取了他的这些建议。果然，当地羌、汉各族百姓都安定下来了。

　　范仲淹为将，号令明白，赏罚分明，爱抚士卒。边境有警，他和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一道领兵御敌。皇上赏其黄金百两。范仲淹并没有将这笔财富占为己有，而是全部分给了随他出征的将士。

　　在军事上，范仲淹与另一文人军事家韩琦齐名，时称“韩范”。但在与敌对阵时，范仲淹能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用兵策略。一次他和韩琦一道领兵到了前线，韩琦决定立即分兵五路进攻，范仲淹驻守庆州城，认为不应立即进攻。那时任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的尹洙奉韩琦之命，到庆州来约范仲淹一道出兵。范仲淹对尹洙说：我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能率兵深入呢？以现在敌我双方的实情来看，若立即开战，我军只会战败，因此，现在不是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尹洙听了，叹惜道：您不及韩公啊。韩公说：用兵应当将胜负置之度外。现在看来您处事过于谨慎，这就是您不及韩公的地方啊。范仲淹回答说：大军一动，就关系着千万人的生命，若置胜负于度外，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能如此打仗。尹洙说不动范仲淹，只得回去交差。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建议，率兵出击，结果遭到元昊的伏击，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战死。韩琦领着残兵败将返回时，那些拦在韩琦马前号啕大哭的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儿，就有几千人之多。这些人拿着阵亡者穿过的衣服，烧着冥币哭道：你们跟随招讨使出征，如今招讨使回来了，你们却不幸战死了。你们的魂魄若认识路，能跟着招讨使回来吗？痛哭之声震天动地。韩琦也悲痛流泪难以行进。范仲淹得知长叹道：这种时候，是很难将胜负置之度外的啊！

　　范仲淹主政过邠州、延州、泾州和庆州四地，这些地方与西北少数民族比邻。因他治理有方，百姓们能安居乐业，因此，他深受这些地方百姓的爱戴。特别是羌人，对他非常尊敬。由于范仲淹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这些地方的行政长官的，羌人便尊称他为“龙图老子”。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虽还处于其较为强盛的时期，但仍内忧外患。北方的辽人和西北方的羌人对宋王朝的锦绣江山虎视眈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起，宋王朝每年必须向辽国上贡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像给大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巨石。而辽国并不满足，每当羌人在西北边一骚扰，宋王朝忙于应付时，辽人就会趁机勒索，要求增加上贡。这笔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了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国内，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由于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局面。唐朝名相魏征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宋太宗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兵造反，直到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承受不住生活重压的农民造反就一直不断。正如这一时期的另一名臣欧阳修在其《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的那样：“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重臣，推出了在历史上影响颇深的“庆历新政”。

　　之所以称为“庆历新政”，是因为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王朝与西夏又发生了一次战争，而且又是宋王朝战败。此时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让时任宰相的吕夷简束手无策。宋仁宗也意识到了积弊不改，政局将会进一步恶化。于是，宋仁宗提拔了当时因处理边事有功而颇有声望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与宰相共同处理国家大事。这是范仲淹的第四进，亦即最后一进。一帮忧国忧民的文人名士大臣早就想对宋王朝几十年来的积弊进行改革，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因此，范仲淹一上任，就得到了这帮文人名士大臣的拥护。在宋仁宗的多次催促之下，范仲淹便和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韩琦等人，在总结综合了文人名士大臣的改革意见之后，给宋仁宗上了道《答手招条陈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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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赋”。仅从这十事的名目上看，这些新政首先就是要整顿吏治，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是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而其中核心之处，则是冲击到了“冗官”层中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认为，冗官中的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等人太多，应一律淘汰。在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后，他首先对各路的转运使进行了淘汰。这些被淘汰的官员，自然是一夜之间贫富两重天。因此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不至于出现“一路哭”的群众受苦局面，敢于触犯当权者利益，不惜让不称职的当权者“一家哭”，从而遭至对自己攻击诬蔑的气魄，实在值得后世执政者们学习！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果然遭到了权贵层的强烈反对。于是，攻击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的言论蜂起。鉴于唐朝“牛李朋党”之争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宋王朝的皇帝们是很讨厌朋党的。加之范仲淹这帮文人名士大臣中又有人写了为朋党辩解的文章，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也就起了戒备之心了。这一来，弄得范仲淹和富弼竟“恐惧不敢自安于朝”，正好遇到西北有警，两人便“皆请出按西北”。范仲淹也就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了下来。随着范仲淹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下来，推行了一年的“庆历新政”也就随之夭折了。

范仲淹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建树，而他为人宽厚、克己让人这些看似生活小节的事，亦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

　　范仲淹戍边时，为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用黄金铸了一个笺筒，并用珠宝加以装饰，每得朝廷诏书圣旨敕命，就收藏在这黄金筒中。后来，这个笺筒被一老兵偷走，范仲淹得知后，不知他是否因老兵家穷或什么原因，并不追究。袁桷在为他的画像题诗时，为此赞叹道：“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从他老卒盗金筒。”

　　范仲淹内刚外和，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平时的生活非常俭朴，若无宾客造访，每日不过粗茶淡饭，妻子儿女的穿着，也仅以能保暖而已。他在杭州任上时，弟子们知道他有退下来的意思，便向他建议，要他在洛阳购一处庄园，种些树木花草，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以供养老之用。范仲淹答道：人只有道义上的快乐，这身肉体尚可不顾，何况是住的房子呢。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来日无多，还购什么庄园，种什么花草。我担心的是在位高了难以退下来，并不担心退下来后没有住的地方。从而谢绝了弟子们的建议。

　　范仲淹曾得一房地基。有风水先生看后对他说：这是块好地方，住在这里的人家，后世必出卿相。范仲淹听了，说道：既如此，那我不能私自占有。便将这块房地基捐出来修了一座学校。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

　　尤其叫人叹为观止的是，范仲淹说，他每日就寝前，一定要自我检查一番：这一天我的饮食等费用和我所做的各样事情，是否和自己的俸禄与职责相称，如果相称，那我就能打着鼻鼾安然就寝，否则，这一夜就会辗转反侧，直到天亮也无法入睡，而且第二天一定要想办法将前日不足之事尽可能补救回来。与范公相对照，如今我们那些动辄贪污千百万甚至上亿的“公仆”们，不知他们睡前是否也自省一番？或者如何自省？当然，也许他们是盘点了一天的受贿或贪污的收入还不足一百万，因此耿耿于怀而无法入睡也说不定。

　　范仲淹任地方官时，特别是任边境长官时，不仅尽己之能让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而且惠及比邻的少数民族。因此，他治理过的恩州、邠州和庆州等地的老百姓和比邻的羌族人，都为他建了生祠供奉他的画像。他去世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惜”。尤其是羌人，有“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又与此相对照的是，近日报载：湖南郴州一位纪委书记被双规带离该市时，该市百姓如释重负，并放鞭炮庆祝以至通宵达旦。应了一句老话：百姓心中有杆称。公仆们不管自己是否愿意，老百姓总是要对他们称上一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