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所写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叶“儒林”的生活，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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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明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内文借写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自乐和因贫而任的贤着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都被寄托了作者的人格思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嶔崎磊落”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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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而这四奇人“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也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也既是“德行”为首要标准。由此可见，《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是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而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正真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和“批评明朝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宗旨”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既“道行是要紧的”。

　　而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主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功名富贵”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也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而无奈自己力薄无法改变，只好借写书聊表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