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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到钱钟书先生的文章，是在１９３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 《文学杂志》上——那是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如无“七？七”国变，这刊物恐怕要算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一颗最丰硕最甘美的果实了。其后又在几种西文杂志上读过他的少量英文作品。再有，即本书是已。读钱先生的散文，无疑地要把他归于后一派，因其风格是彻头彻尾的“西方化”。更有几个特长应该提出：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Ｂａｃｏｎ）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风。至于引经据典，翻空出奇以渲染文章的色泽，犹其余事。武断地说：钱先生一支笔诚足以震撼今后的文坛，而于当前“才难”的情形下，他真称得起一支生力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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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于西学造诣极深，因而文字风格近之，此自不成问题。但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着名国学大师基博先生的哲嗣，而钱穆先生之从弟也。夫“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家学渊源，自然不同凡响。因而我们能体会到他之所以能有驾驭本国文字的力量，使之矫然不群；却又俨然絜矩，实由国学基础深厚所致。“根深”则“叶茂”，诚不诬也。

曾在清华读书的师友每向我谈及，钱钟书很狂傲，非常自大。则知非狂傲固不能有那种磊砢不平的气势，所以我说他像王荆公、龚定庵，也并非无根之谈了。

因而我联想到往时听燕大吴兴华先生谈，想要走新文学这条路，不念西洋原着，不读中国古书，只看看现代新文学作品，恐怕是徒劳。然则“五四”时期一班前辈的论调，把旧的一笔抹杀，似乎近于偏激。真要使新文学的前途更灿烂更夷旷，非疏浚古的泉源，发掘旧的宝藏，吸收先哲的遗产，再加上新的土壤和肥料——科学化的缜密构思，世界先进思想的洗礼，是不会有希望的。只呫哔于线装书，固然贻人以“穷年没世，不免为陋儒”之讥；若但斤斤于西文，而无统驭本国文字能力，其结果亦难免“事倍功半”，斯为半个洋人而已。至于读了鲁迅杂文便想作骂人文章，读几本茅盾、老舍的小说就想描写现实的黑暗，或唱两句徐志摩、朱湘的诗，看两出曹禺的戏，也就妄拟于诗人编剧者之林，则将不仅见笑于一二人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