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后一位辞世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学术大师的弟子，蔡尚思让人记住的不只是他多年勤奋铸成的等身著作，还有他独立治学精神和乐观积极、淡泊名利的生活态度。他平生治学以古典文学为基础，史哲结合为专业，以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为重点，系列著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文化史要论》等，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1905年，蔡尚思出生于福建德化，很早从父通读四书五经。青年时代的蔡尚思酷爱文史。20岁那一年，他打算以同等学力资格投考清华国学研究院。他负笈北上，因途中遭遇闽南战事误了考期。蔡尚思并未灰心，先后到孔教大学和北京大学自由听课，接触到不少当时享誉全国的名师。晚年的蔡尚思曾在自传中谈起：“师长方面，首推郭鹏飞的勤于为我改作文。王国维的教我治经学与勉励我不可自馁自限。梁启超的鼓励我成一家言与研究思想史。陈垣的教我言必有据，戒用浮词。梅光羲每两星期必从天津到北京讲学，来枉顾一次，最鼓励我治佛学。蔡元培在教育行政上的做出最好榜样与常介绍我教大学。柳诒徵的给我多读书多搜集史料的机会与经常为讲近代掌故……”

1934年，整整一年，蔡尚思几乎天天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达十六七个小时。他读完了除诗赋词曲之外的历代文集数百万卷，从中抄录中国思想史资料数百万言。他还曾先后在沪江大学图书馆和合众图书馆常年住读，并将图书馆视为“太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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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是一位率真的学者，在学术圈是出了名的敢言之人。“文革”中，蔡尚思遭到批斗，家前后被抄十多次。但他仍拒绝为2000多名“革命听众”讲 “儒法斗争史”，毫不客气地指出权威人士对荀卿言论的歪曲。蔡尚思还发表署名文章，认为应对孔子“一分为二”，不可将孔子与“历史孔子崇拜者”混为一谈。“文革”结束后，蔡尚思秉持“解放思想，繁荣学术”的主张，积极呼吁对孔子思想开展百家争鸣的讨论。

蔡尚思在复旦教中国思想史课时，上课基本不用讲稿，一口闽南普通话，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讲到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走到那头。尤其在讲到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时，由于与其中的许多人都打过交道，有很多亲身经历的事情，讲起来尤其生动。他认为“治学之道，首要的在于多读书”。因而，他会开很多书目给学生，让学生两周向他汇报一次读书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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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尚思对学生的关心不限于学业上。让曾在蔡尚思身边当过15年助手的复旦历史系副教授吴瑞武难忘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蔡尚思去北京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请吴瑞武到北京帮忙。蔡尚思见到吴瑞武的第一件事不是谈工作，而是径直把他拉到王府井大街，自己掏钱为吴瑞武添置了御寒的衣帽。

蔡尚思一生清苦，不沾烟酒不喝茶。去过他家里的人往往不太相信这就是一位知名教授的住所：六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中挤住着蔡尚思和儿子、儿媳还有孙女好几口人。家具都很陈旧，甚至没有一台空调。

对于名利，蔡尚思看得很淡。任副校长时，蔡尚思在家写稿子，给读者、青年学子、朋友寄信，从不用公家信封信纸、稿纸和邮票，全是自己掏钱买。蔡尚思当领导时没有任何待遇上的要求，退下来后，除了去华东医院看病，他从不使用学校派给他的小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蔡尚思只身到江西三清山旅游，一群小青年看他健步登到山顶，出于好奇，猜他的年龄，60、70、80……他们没有想到，这位精神抖擞、满口闽南普通话的老人时年86岁!

回到招待所，蔡先生颇为感慨，写了首题为“忘年人”的诗：“忘年人，耆老如青春，晚上如早晨。生活过难关，常令人感叹，不怕饥寒，不怕艰难。思想求日新，只知路向前，不迷神仙，不迷圣贤。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不愿效尤，不愿守残。注意健身，锻炼贵野蛮，不避高山，不避冷泉。一切做不完，非如山有巅。忘年人，忘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