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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高等学校自 1952年起大规模招生，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北大也是同样。于是，1953年，我们全班同学都提前毕业留校当助教了。我们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我担任过数学系的微分方程课和化学系的高等数学课的教学辅导工作，每周上十五至十八堂习题课，同时进修数学物理方法。1955年应物理系教学之需要，我转到了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协助郭敦仁先生从事数学物理方法课的教学工作，并于1956年开始讲课。当时，我们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刻苦地勤奋地学习着和工作着。我在数学物理方法这个数学和物理相交叉的领域越钻越有兴趣，王竹溪先生还建议我结合电波传播等实际问题开展研究，我正准备这样做。

1958年，陆平副校长向中央党校建议:办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培养一批既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懂自然科学的业务骨干。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了。陆平同志要求北大理科每系派一名党员教师去党校在职学习。我当时正是物理系党总支的宣传委员，决定派我去。我虽然有些舍不得正待深钻的业务方向，但是，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对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1958年10月初，我们北大的六名教师(邓东皋、李庆臻、李廷举、孙蓬一、傅世侠和我)欣然到了党校，从此，我开始了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哲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领域里从事研究的学术生涯。 1960年秋，北大领导决定在全校理科五、六年级开设自 然辩证法课，由于这一教学工作之急需，我被提前召回到北大 自然科学处。课程由副教务长张群玉挂帅，她讲了第一课，然后我接着讲下去。但是“困难时期”到来了，为减轻学生负 担，学校不得不精简了这门课。张群玉同志让我参加校党委以冯定同志为首的“双百方针”调研组，我分工负责调查理科1958年至1960年学术思想批判中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有许多是非在认识上混淆不清，如“试管种黄瓜”、“刺猜冬眠”、“嶂螂尾巴毛”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理想模型、理想实验和实验中的单因子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数学中、理论物理中的公理化体系，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等，都被扣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帽子，成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这些错误的批判后来虽然停止了，正确的东西经过甄别平反，一一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名誉，然而学术工作却已遭受了挫折和损失。冯定同志领导调研组反复从认识上分析和讨论这些深刻的教训，深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需要相互沟通和理解，认真贯彻“双百方针”，使这类错误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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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1年春，学校领导决定在哲学系建立自然辩证法教研组，任命我为组长，并让我们以三分之二的力量面向理科开展工作。我们全组十人，是一个团结得很好的集体。我们为理科教师、研究生和哲学系高年级学生开设自然辩证法课，同兼职教授一起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我们分头掌握几国外语，有计划地编译各国的研究参考资料;我们把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结合起来，进行一系列专题研究;我们要在北大逐步建立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联盟。总之，我们怀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和决心，在自然辩证法这个难度很大而又饶有兴味的交叉领域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但是，1964年北大的、特别是哲学系的“社教”运动把我们这个小学术集体冲散了，我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开始被召回学校当受教育对象，1969年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两年后回北京被编人“战备连”，在校内当盖房子和烧锅炉的工人。

我曾为自己能参加修建北大新图书馆而感到欣慰。 1972年春，劳动生活结束，我分到自然科学处(当时称为“教改组理科组”)，衷心希望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工作，除了到各系调研教改和科研情况外，我与数学系、地质系、地球物理系的教师们一起写过科学史文章，后来投人“马克思数学手稿”的编译工作中，马克思对数学的执著钻研和欣赏，以及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们编译组的人都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