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的铁匠手艺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本村的、邻村的，只要是铁锨、耙子坏了，都喜欢拿来让父亲修一修，父亲从不要人家一分钱。父亲说：“抬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父母养活我们姊妹七个，那时是靠工分吃饭的，父亲干一天，累死累活只能挣十分。姐姐们还得上学，弟弟妹妹又小，全家是常年吃饭顿顿少、生活时时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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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三姐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在家的小院子里放了一个砧子，垒了一个炉子，开始教我三姐学打铁。一切齐备，父亲发了愁，那时候，铁卖一角五分钱一斤，粮食最便宜的是红薯干，八分钱一斤。当时的日子连红薯干都买不起，别说买铁打了，借铁更不可能，谁家也不会存些铁呀。正当父亲不知咋办时，一天中午，生产队长找到父亲说：“二伯，快要犁地了，你去咱队里仓库里，把那些废铁找找，拉回去给队里修修犁、耙。另外队里给你一天记十分工分，给人打下手，妹子每天记三分五，你看中不中?”父亲一听这事，连声说“中中中!”随后队长说什么，父亲硬是没听见。当时顾不上吃饭，父亲和我拉着架子车，跟着队长就去了生产队的仓库，在仓库旮旮旯旯找了个遍，大大小小的铁块块和铁条找了几荆篮，看着这些锈迹斑斑的烂钉烂铁圪塔，父亲脸上写满了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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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铁，生起了炉子，支起砧子，我家的铁铺就算开张了。三姐跟着父亲抡起了打铁的大锤。开始时，总把父亲的手锤碰飞。别人说：“这是男孩子们干的，女孩子能干吗?”父亲笑着说：“慢慢学吧。”父亲很快把生产队的活干完，还帮队里多打了几张十齿耙子。队长连声说：“谢谢，让你受劳了。”

剩余的铁，小铁打小钉儿，大铁打成锄。打锄就不象打钉儿那么容易，一张锄必须两天才能完工，上午把锄开出来，下午把锄打成成品，第二天用锉把锄锉得有角有棱，亮铮铮的。这时候，父亲总是怀着舒畅的心情，认认真真在锄的正面骄傲地刻上自己的姓“刘”。每打完一张锄，父亲都会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照照，再修修，再看看，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才把锄放在地上，带着成功的喜悦直起腰，习惯地点一根烟，休息一会儿。

上小学的我，有时只能帮助拉几下风扇。一天晚上，稀疏的星星挂在天空，微茫的月光洒在院子里，给秋后的夜晚增添了几分凉意。父亲说要抓紧时间把锄开出来好赶会，姐姐们都有活干，所以把我叫来扇火，干一会还可以，时间长就不想干了。三姐说：“再干会儿有你一个荷包蛋吃，”一听有鸡蛋吃我就来了精神，把风扇拉的呼呼响，就只为了那很少吃的鸡蛋。叮叮咚咚的打铁声音在晚上格外响亮，三姐的大锤跟着父亲的手锤在锄上打了一遍又一遍。夜深人静，又困又累的我只想睡觉，一会儿两手拉着风扇杆就进入了梦乡。父亲让我去睡觉，迷朦中的我转身往屋里走。三姐说：“你现在去睡可没鸡蛋吃。”我说：“不吃算了。”连说话走路都象梦游一样，我哪还有心想鸡蛋呀!三姐比较聪明，又肯吃苦，十多斤的大锤在父亲的指教下，一学就会，手和胳膊肿了，也没让父亲知道，就这样经过千锤百炼，三姐把大铁锤舞的像挽了花一样轻松，好象要把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舞到了打铁当中去。打锄、打耙子、打刀，三姐样样都会，人见人夸，这时父亲脸上总会堆满骄傲的笑容，对别人说：“谁说俺家的女子不如男。”

在那个年代，父亲和三姐打制的锄、耙子等铁器可到集市上换些钱来补贴家用。父亲的铁匠铺里，父亲的操劳，三姐的辛苦换来了我们全家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