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甘愿吃闷亏的人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钱徽被提拔担任礼部侍郎,专门负责科举考试,等于是天下读书人晋升通道上的一位把门神,前来拉关系、“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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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刑部侍郎杨凭向时任宰相的段文昌行贿,要求他出面给钱徽说情,录取儿子杨浑之。段文昌一口答应下来,以宰相之尊多次给钱徽写信,让他务必在科考录取时对杨浑之多多关照。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多次写信给钱徽,希望他能够让自己的关系户周汉宾考中进士。对于这些重量级人物的求情信,钱徽照单全收,但并未明确表示帮忙还是不帮忙。这倒使得段文昌和李绅都感觉没有大问题,便安心地等待放榜之日。
可是,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杨浑之和周汉宾竟然双双落榜。段文昌无比愤怒,上书皇帝弹劾钱徽,说他负责录取的都是学识浅薄的官宦子弟,是典型的“取士以私”。李绅也在暗自捣鬼。结果,皇帝信以为真,将钱徽贬为江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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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徽并不申辩,默默地卷铺盖走人。知道内情的人纷纷劝道:“何必做这样的冤大头呢?将段文昌和李绅所写的说情书信交给皇上,皇上自然会相信您是被冤枉的。”
钱徽淡然一笑,说:“不能这样做啊。我只求无愧于心,得和失是一样的。做人要修身养性,谨慎行事,怎么可以拿私人书信去为自己作证呢?”不仅这么说,他还命人将段文昌和李绅的书信全部烧掉。
钱徽不向皇上出示书信自证清白,甘愿吃闷亏,从尔虞我诈的泥淖中跳脱出来,避免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无疑是大智之举,正如《菜根谭》所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也可以远害。”所以,真正的智者绝非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之人,而是能够“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的大胸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