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胡亚琪大队委把我和董昊同时教到了走廊，下了她老人家“长达”一秒钟的命令：“董昊，xx。快点到德育室。”然后就以比兔子还快的速度溜了，只落下了我和董昊。我一听到“德育室”这个令每个中队长、大队委发恨的字眼，就不由得不寒而栗，却摄于江大队的狮吼功，只好战战兢兢地、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刑场，心里却在骂着江大队，心说：你早不叫晚不叫，非要这个时候叫。我的语文作业收不完，杨老师撤下我语文课代表的职位，你来管啊？！当然了，心说终归是心里说说，结果还不是进到了德育室里面去？

气氛有些闷人，因为别班的代表性干部们也都在。江大队开了口：“你们被选出来是因为要去给一年级上队课——也就是去讲少先队的知识。现在每人发一份稿子，自己回家看，一定要读熟了，最好背下来。到时候去上课时，你们直接看课件就是了——那些知识都在课件上呢。现在我分配哪个人去哪个班。”江大队一一点名说了要去的班级，却迟迟没有我，正奇怪呢，却蹦出了我的名字：“一年级七班……嗯，就李阳去吧。”接到了“圣旨”，我自然不必下跪，只是点了点头，记下了7这个数字而已。10个班的人选都说好了，江大队又说：“周五下了第二节课来开会，我要布置具体的上课时间。”然后她老人家终于说出了“好，回班吧”。我恰好离门很近，就“嗖”地奔了出去。身体边跑边想：有必要背稿子吗？大脑给的答案是“背它干吗，到时有课件看”，然后大脑把思绪还给了身体。身体又想：有必要读稿子吗？大脑给的答案是“读它干吗，你认为给一年级上的课需要弄些生僻字吗”。身体深表赞同，却在赞同的那一瞬间没有控制好脚，就干脆利落地摔倒了。

下午放学时，七班常老师突然叫我过去，跟我说，本来要去五班教的郭宇佳要和我交换。我迷迷糊糊地答应了，走出办公室，已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去5班还是7班。却也懒得想，就决定第二天开会时问问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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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到了，开会时间也到了。我拿着稿子下楼走入德育室，等人到齐了，江大队才开始讲：“这次的讲课有改动，李阳你和郭宇佳一换，你去5班，她去7班。”虽然这次我听明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我措手不及：江大队觉得还是不

妥，就换来换去，最后绕了一圈，决定让我在下午第一节课去8班上队课，1：30就要走，和我一起去的还有董昊（他去7班）和郭宇佳（她去9班）。反正下午第一节是科学课，不会有主课老师拦着，应该没问题。我把这个死结理了半天，总算理清了，于是不再管这根折腾了我不少时间的绳。

1：30到了，我匆匆丢下了数学概念，和郭宇佳、董昊一会面，就走了。过了天桥到南楼，却发现江大队没有像说好的那样等着我们，而是突然人间蒸发。这可让我们够急的：江大队要是不再发给我们一条红领巾，我们怎么给这些小毛孩试戴啊！？最后我们决定牺牲一回，把自己的红领巾摘下来给他们戴。决定完了，就去办公室向各个班的班主任汇报。董昊去汇报时，7班的老师很不开心，和江大队一协商，就决定让董昊第二节课再来上。第二节课是语文呢！我幸灾乐祸着。9班的班主任车蔚老师正好教过郭宇佳，这倒也熟悉，很快就商量成功了。我不晓得8班的班主任到底是何方神圣，只好硬着头皮去问车老师——她也认识我，车老师指了指正在批作业的薛老师——等等，是教我三年级数学的薛老师！？这可好了，有熟人带路，我很快就到1年级8班上起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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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远兮上完课后跟我说，6班的那群小孩很可爱，我倒也真想看看他们是不是可爱呢！进去以后，我先做了个自我介绍，果然，这些再过一个周就要入少先队的小孩实在敏感，一听到“少先队的知识”，态度马上转变不少，说话、下位的也只是少数了。我按照计划点开了名为“课件”的PPT（幻灯片），又点了“幻灯片放映”，却发现标题栏显出来了“没有响应”这个令网民无限憎恨的词汇。这时，我的头上连汗都汨出来了，赶忙把文件关掉，又开了一次，才总算成功。然后，我照着课件一点一点地讲了起来。讲到试戴红领巾时，我问：“谁想上来当示范啊？”本以为会纷纷举手，却发现只有两个举手的，只好叹着气叫了一个上来。系完以后，我十分满意自己的成果，就叫他摘下了红领巾下去，然后我继续按部就班地讲课。最后一项是听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猛劲按了好几次喇叭，却没有声音，只好作罢。

讲完以后一看，1：40上课，2：20下课。可，现在才1：50啊！只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