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山月美术馆看了名为“先生回来”的展览，立刻买了《先生》这本书。

对于教育，一直很感兴趣，因此虽是半路出家，却不愿一直懵懂傻干，此所谓干什么吆喝什么吧。

书中十位先生，是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是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这些先生，像一面镜子，以当年的教育腰板，折射出我们的跛足。

工作关系，可能对高等教育比较敏感。其实，任何一个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免唏嘘，为什么在当时那样的条件下，中国却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灿若繁星的大师。在没有系统学习高教史的前提下，仅凭近日对此书的体会，我觉得今天的大学较之过去缺少了三个关键词“独立、自由、实干”。姑且将豆瓣上的笔记摆一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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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就是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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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北大，是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而蔡先生面对这样的现实，并没有选择抱怨，也没有选择退缩。可能在先生心中，改变本就应是自己的责任。

在看现在的大学改革者，为什么除了抱怨政策不给力，指责社会不支持外，总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呢？就我所接触的现实来看，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嚷着要“去行政化”，一方面又生怕失去了自己的特权，因此所谓“去行政化”更多的是一种噱头罢了。

再看看晏阳初、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实践。不禁感叹，民国先生，不仅有教育理想，更有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以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这些在最发达的地方见过大世面的先生在中国将会体验到怎样的天壤之别？但他们却不是自己躲到十万八千里指手画脚，也没有停留在写写文章发发牢骚上，而是真的走到最底层，真的躬下身去，凭着要改变国家，拯救国人的心，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去启蒙去感化。

可以想见，缺乏实干的教育理论，在已成体系已有痼疾的大学体制面前，怎么能够突破成功。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初，就想要吸引一批跟自己想法一样的人才，或者接近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你的资历，不在乎你的年龄。这一点是革命性的。

无疑，蔡先生的想法一样是指对大学理念的认同，而不是别的，先生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我想这就才大学应有的自由。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几派轮番登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地，成了五四运动的主力？因为有知识，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是会思考的，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真正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是不怕较量的，是自信满满的。今天的学校里，讲台上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本来只是哲学流派的一支被当做了绝对真理。禁锢的思想无法诞生独立的精神，失去了思考能力的青年，有些全盘接受讲台上的灌输，看不到第二种可能性；有些极易被反面的声音吸引，偏激而愤怒。而这些，都对社会进步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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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国民党政府颁布法令，硬性规定要上“党义课”，接受军训，还开始监督管制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考试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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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家伦被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了五条“清华人选标准”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

我觉得这是全书信息量最大的一页书。它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任何时候，强行灌输都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第二，那时候的学生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并且敢于付诸行动，换句话说，他们的书没有白读。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确实起到了“洗脑”的作用，因为很多学生甚至从未感到自己的思想被禁锢；第三，那时候大学的主人真的是学生，现在只听过校长开除学生的，从未听过学生逼退校长并为校长人选开出条件；第四，对比今天高校的现状，谁在“控制”上更有手段是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