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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展翅高飞，直冲云霄，用飞翔的方式演绎王者的霸气；游鱼深潜海底，出游从容，用畅游的方式尽显自由之乐。荆棘鸟于血染残阳之时自绝于最尖利的枝条，将剧痛化作生命的绝唱，用最壮烈的方式将生命的壮美发挥到极致；而黄鹂只在春日融融中婉转地鸣垂柳，用最从容的方式鸣出生命的简单本色。人，往往陷于暴雨滂沱式的激烈壮阔还是暮雨潇潇的内敛从容中无法选择。其实，生命不问方式，只消活出光华。

方式无所谓好与坏，只有是否合乎自己本性以及是否服从于内心追求之分。黄沙漫漫，鲜有甘露，仙人掌蜷缩起张扬的叶，将每滴生命之源深深埋入体内，在困境中，它活得从容。而沙漠大黄则将碧绿肥硕伸展开来，在单调的黄沙之中自成一道亮丽风景，它用它的张扬向荒漠演绎着生命的不屈与灿烂。我们无法评价它们的方式孰优孰劣，我们只惊叹于生命因它们的从容或张扬而分外灿烂与雄壮。就像鸡蛋与咖啡豆面对沸水时，一个内心变得坚强，一个激情地拥抱着水，将平淡的水变得无比醇香。若是强迫鸡蛋与咖啡豆交换方式，鸡蛋只能在水中破裂成一锅散黄，而咖啡豆的醇香只能永远封锁身内，终其一生，展现出的只是表层的平淡无奇。鸡蛋与咖啡豆，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演绎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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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只是个载体，不同的方式有时只是生命力的不同演绎方式和精神内核不同方向的外延。魏晋时期，服药还是饮酒，看似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方式。服药使人清醒，增加生命密度，使生命变得更有质量；饮酒让人昏沉，稀释生命打发时光，是最接近死亡的生命方式。实际上，服药与饮酒，都源于对美好生命的热爱与追求。嵇康借药来旺盛洞察力与战斗力，清醒地与黑暗较量，用自己的血与汗去追求明日的光明；刘伶借酒消愁，现实的黑暗让他深感生命的无意义，与其将自己察察之生命，置于泥淖中苟活，不如在酒精的麻醉中追求超脱的自由。而这两种方式也充分演绎了他们的生命力。服药造就了清醒的嵇康，将他的所有生命力用于战斗，显现出生命的勇敢与坚持；饮酒成就了飘逸的刘伶，将他的生命化作梦境，对灵魂自由的无限追求使他的文章、他的思想超脱凡人。超脱于凡事的庸庸碌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药是嵇康的磨刀石，而酒是刘伶的培养皿。陶潜与谢灵运面对官场的黑暗，一个隐居山林，在鸡鸣狗吠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从菊花豆秧中追寻生命从枷锁中的超脱；谢灵运寄情山脉，在崇山峻岭中体味生命力的旺盛与灿烂，在猛浪若奔中咀嚼生命最自由的形式。他们都是从丑恶人世中挣扎隐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真谛，只是选择的“栖居地”不同罢了。隐居的陶公在田园中体悟出生命的简单本色，成为田园诗的鼻祖。游山的谢公在山水中感悟到生命的飘逸不羁，成了山水诗的宗师。反之，如果只着重于方式相同而未悟其精神本质，终是不伦不类，

难登大雅之堂。鲁迅曾讽刺在租界之中安享高官厚禄之人，重金购菊数盆效潜公作咏菊诗以自诩隐士，其恶俗恰恰与潜公的清高淡泊对比，反而使其尽显粗俗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何以羁于方式之别呢？

暴雨滂沱，在力道中尽显生命的刚烈；暮雨潇潇，在温和中也自成一派从容坦然，生命何羁于方式，只消活出生命的光华，是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