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听古琴曲，时韬晦，时恣肆，时深沉，时激越，顿挫不惊，抑扬不乱，张弛有道，收放有方，遂暗忖：《庄子》何尝与之有异？故潇洒自然之态，兼古拙遒劲之风。思之量之，揣之度之，其乐无穷，其妙无穷。

庄子其书其人，悠闲洒脱，清新质扑，理趣盎然。纵横而观，惟三点庄子视之最重：生命的保全、精神的自由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说到保全生命，有这样一个寓言在《庄子》里反复出现，说是一棵树，生长多年，巨大无比，却无人砍伐。因为这种树做船船沉，做棺棺朽，做器器毁，做门流油脂，做柱生蠹虫，什么用处也没有，故而得以保存。庄子认为保全生命的关键在于对他人无用，于是不为任何人所用，这样便可保全了。而对于精神自由，在他看来与生命具有同等的价值。这种自由的最高境界，是摆脱对一切外物的依赖和被束缚。摆脱依赖，《庄子》举了很多缥缈的神仙例子，借神人们的吸风饮露和御龙而行，道出心目中最佳的个人状态；至于摆脱外物的束缚，他提出了人类群体生活的方案：山无路，水无桥，居无房屋，行无舟车；万物群生，人兽杂处，人们于浑浑噩噩中安享纯自然的无忧无虑。智力则被认为会使人迷失本性，当摒弃。总的说来就是与其它动物毫无二致地回归自然。无独有偶，18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鼻祖卢梭也提出“回到自然去”的口号。相似地，卢梭认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三千年后异邦得知音，庄周可曾预见？

尽管以今天的观点去审视先哲的思想，会觉得它们在很多时候极端、偏激，但上面提到的人与自然如何共处却成为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庄子虽然片面、武断地否定人的智力及生产力的作用，却坚定地强调了人作为一种生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当爱护自然，维护它的整体性，不能随意按自己意愿对其进行分割和破坏。《庄子·应帝王》中关于浑沌的寓言就很好地阐发了这种观点。不仅如此，同上文提过的一样，庄子还希望人们顺应自然、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庄子基于这几点上的设想虽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但横向比较一下，便可知他这种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种精神，儒家称为“天人合一”，但儒家主要用来指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还没有上升到庄子探究天人之际的高度。

横向地看，上古时代的西方没有像古代中国那样稳定、封闭的地理和自然环境，人们为生计转徙四方，由此产生发达的工商业和航海业。这当中，人对自然强调的是抗争和改造，是为西方“天人相分”的传统。漫长的中世纪，《圣经》宣讲的人的种种优越坚定了西人心中人的主宰地位。及至文艺复兴，人更被推得至高无上：“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其后，工业革命使生产力飞跃，同时进一步把人与自然拉开成为对立的两面。人们想方设法对付自然，从自然那里竭力搜刮财富。并要叫嚣要征服自然。我国在五六十年代也曾提出“人定胜天”，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办了很多错事。事实上无论何时何地，破坏自然、违背自然的做法最终都遭到了自然严厉地报复——我们损害了自然，自然因为被损害而反过来损害我们自身。在看到和预见到自然被破坏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曾为人我们创造辉煌的“天人相分”的局限和片面，开始关注古老而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东方“天人合一”哲学。而东方诸多哲人中，思想最贴近“天人合一”实质的当推庄子。他认为人本来就属于自然，顺应、爱护和融入它是自然而然的。若身为自然一分子却要“改造”、“征服”它，无异于动物体内细胞癌变，尽管暂时夺到营养，最后还是一同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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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可喜的是，庄子并不一味地消极维护、顺服自然，他对自然同样有积极的看法。庄子主张从自然中积极主动地学习，并且不否定这其中人的作用。《庄子·养生主》里庖丁解牛的故事就表明了这点。庖丁由于“依乎天理”，“因其故然”，懂得牛的骨骼结构，才不致于把刀砍到骨头上。将故事的意义引申开来，庄子是在告诉我们，应该去学习、了解自然，而且要善于运用自然，为自身服务。看来，协调顺应而非肆意破坏，学习运用而非贪得无厌，也许是人与自然共处的最佳准则。

纵览《庄子》，幻想中有务实之法，偏激中有冷静之思，消极中有积极之道。去虚而存实，去芜而存精，去伪而存真，或有助我们对自身、对自然多一些认识，从而在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平稳和谐地进行自身的发展；而《庄子》中浸透着灵气与睿智、潇洒与旷达的人与自然的哲学，也必将裨益于我辈，振铎于来者，启迪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