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信（？—前196年)名韩信,韩国贵族，战国时韩襄王的庶孙，秦末汉初将领，西汉初年被刘邦封为韩王，后来投降匈奴，前196年与汉军作战时被杀。为了与同名同姓的兴汉三杰之一楚王韩信相区别，一般习惯称他为“韩王信”。

　　前209年，陈胜首义、群雄并起。陈胜死后，项梁在薛地（今山东滕县南）召集各路楚军将领，商议陈胜被害后的反秦大略。会上大家接纳了范增的建议，拥立熊心为楚怀王，重新树立起了反秦的旗帜。张良对主事人项梁说：“您现已立楚国之后，而韩国诸公子中横阳君韩成贤能，可以立为王，增加盟友。”项梁同意了他的建议，遂派张良找到韩成，立其为韩王，以张良做韩国司徒，让他与韩成率一千多人向西攻取韩国原来的领地。

　　项梁在定陶战败而死，韩成投奔楚怀王。

　　韩王信身高八尺五寸，性格勇敢，酷爱武艺。秦灭韩后，他流落到民间。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沛公刘邦西攻阳城（今河南登封），派张良以韩司徒名义从民间找到了韩王信，遂立他为韩将，跟随沛公进入关中。

　　灭秦后，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韩成仍被项羽封为韩王，但因韩司徒张良曾跟随汉王刘邦之故，项羽挟韩成东至彭城，不让韩成返回韩国，不久又改封韩成为侯，最后将其杀于彭城，并改立郑昌为韩王。因为这个原因，韩信只能是有国不能回。在沛公被立为汉王后，韩信随从沛公进入汉中，

　　韩王信积极参与鼓动汉王乘机“还定三秦”，韩信劝汉王说：“项王封诸将皆近地，而大王您却远居于此。士卒都是山东人，盼望东归，向东用兵，可得天下。”及汉王回兵攻下三秦（原秦国土地），拜韩信为太尉（即军事长官），命他率兵东攻韩国旧地。并承诺将来会封韩信为韩王。

　　项羽听说汉王派韩信攻取韩地，就命令自己游历吴地时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以抗拒汉军。汉高祖二年（前205），韩信平定了韩国的十几座城池。汉王到达河南，韩信在阳城猛攻韩王郑昌，郑昌投降。刘邦就做了个顺风人情，立韩王信做了韩王。其实，这时称他为“韩王信”才算名正言顺。韩王信对汉王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参与刘邦东向以争天下的行动，主动率领韩军配合汉军作战，以部将的身份自居。刘邦对此非常满意，两人合作无间，关系非常亲密。

　　汉3年（前204年）5月，荥阳吃紧。汉王率陈平、夏侯婴等少量亲信在纪信的掩护下仓皇出逃，命韩王信、魏豹协同大将周苛、枞公留下来坚守。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叛降不定反复无常，“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就采取断然措施进行预防，先把他杀了。城破后，韩王信和周苛、枞公一起被楚军俘获。周苛、枞公不屈被杀，韩王信则投降了项羽。不久，他找了个机会逃出楚营，再度归顺汉王。刘邦也不计较，仍以他为韩王。韩王信就以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跻身大汉开国功臣，并且在寥寥无几的异姓诸王中名列前茅。

　　刘邦平定天下后，这时的刘邦志得意满，已经感到天下没有人可以与之为敌了。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定都咸阳。大封诸侯，其中异姓诸侯王有七位，韩王信被封到今天河南禹州市一带。韩国北近巩、洛（今河南省巩县与洛阳市），南迫宛、叶（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东连淮阳，位于中原腹地，驻扎着各路诸侯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韩王信又与大将军韩信相似，智勇兼备，颇有军事才能，且深得民心。洛阳与长安相距数百里，他要是从洛阳起兵造反，一日之间，骑兵部队便可进抵京城，这让刘邦很不放心。

　　此外，再者，韩王信本人也是个勇猛异常的人，于是下诏把韩王信的食邑改封到太原以北地方，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让韩王信远离中原腹地，即使他叛乱，危害也不致太大；二可以利用韩王信的武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袭。

　　此时在汉朝的北方边境，还有赵王张敖，是刘邦的女婿，燕王卢绾，是刘邦自小的好朋友，二哥刘仲也被封为代王。可以说，刘邦想用自己的亲信集团构筑起防御匈奴的坚固堡垒。

　　韩王信对皇上的心思心知肚明：由富庶的腹心之地改封到边鄙荒寒之所，更要应付匈奴随时随地的军事进攻，他自然不会感到痛快；同时觉得应该预作准备，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他顺水推舟冠冕堂皇地上书说：“国土有着辽阔的边界，匈奴每每入侵；而晋阳到边塞距离遥远，来不及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因此请求将王国都城改设在马邑（今山西朔县）。”刘邦不疑有它，立予照准。这是汉6年（前201年）春天的故事。

　　公元前202年，随着汉帝国将逐渐强盛起来的同时，活跃在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匈奴，在经受了秦王朝的打击后，利用中原的战乱，实力得以恢复，成为这个新兴王朝的最大威胁。二者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而第一次大型的战役，就发生在刘邦称帝的第三年，地点在今大同附近……

　　汉朝与匈奴的这次大战，史称“白登之围”，刚刚平定了群雄的刘邦将遭遇到他戎马生涯的一次大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失败，会使汉朝政府的国策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成为后世许多个王朝的样本。

　　应该说让韩王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匈奴以汉朝举国之力也未必能战而胜之，何况一个诸侯国。当时，匈奴单于冒顿不仅使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臣服其下，而且趁中原战乱之时而将秦朝蒙恬所夺之地尽行收复，拥有了南至河套一带，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后世的史学家更认为，在冒顿时期，匈奴在政体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从氏族群体经过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而到冒顿时，匈奴已经成为“奴隶制的部落国家”。这表明，匈奴在军事上将不仅仅只是小规模侵扰、偷袭，也有了大规模组织动员进行会战的能力。司马迁说，当时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秋天，冒顿单于亲提精骑围攻韩王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县）围困了韩王信。韩王信一面坚守，一面多次派遣使者分头向朝廷求救和向匈奴求和。高祖派援军来解了围，却又听说韩王信私下与匈奴打交道，不由起了疑心，深致不满，就致信责备他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让他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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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正是这封申斥函起了导火索作用，后来的事态发展，几乎给汉帝国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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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王信有他的想法。刘邦对他是不错，他对刘邦也没什么恶感，甚至还有点敬仰。但是他始终还是一个异姓王，臧荼、利几、韩信的下场他都看到了，一年前抓捕韩信后开的诸侯大会，他也参加了。而且刘邦新封的三个王，全部都是他刘家人，这个行动传达出的信号已经很明显，就是这个天下要尽数归到他刘家了，异姓王们前景不妙，韩王信自然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匈奴军的实力太强了，强到让韩王信几乎丧失了抵抗的信心，而刘邦并不清楚这一点。

　　匈奴的实力，加上刘邦的责怪，韩王信非常惊恐，因为在他之前，燕王臧荼被杀，楚王韩信被夺去王爵，他担心刘邦下一个收拾的就是自己了，诸多因素使得韩王信做出了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决定，拱手献上马邑，就近与匈奴相联合，组成步骑联军攻打太原（今山西太原），到达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一时间风云突变，北疆阴云密布，汉匈关系进入战时状态。。

　　太原城猝不及防，失守，韩王信以太原为根据地，继续向南扩张。

　　太原的位置已经深入汉帝国的疆土，向西可以进攻关中，向南过黄河可以进攻中原腹地。帝国成立两年来，首次面临如此重大的危机。

　　公元前200年，56岁的刘邦御驾亲征去平叛，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

　　如后世许多战例一样，一次大的失败前，总是有着不断的小胜利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大胜就在眼前，而失败是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刘邦此次出征也是这样，大军从长安出发，在铜靼（今山西沁县南）一战，斩其将王喜，大败韩王信的军队，韩王信逃到了匈奴。白土人曼（万）丘臣、王黄等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国王，又收集韩王信溃败的散兵，与韩王信及匈奴合谋攻打汉朝。匈奴派左贤王、右贤王率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的部队驻扎在广武（今代县西南）会合，并逼近晋阳与汉兵交战，被汉军击败，逃至离石（今离石），又被击败。匈奴且败且走，收拢败军在楼烦（今宁武），而汉兵又鼓余威败之。

　　当时，刘邦正驻扎在晋阳，汉军连连得胜，他不免对匈奴起了轻视之心，又听说冒顿单于正驻扎在代谷（今桑干河谷），就要亲自带人去追击，想就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弭边患，至少也可以像秦将蒙恬击败匈奴一样，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

　　汉高祖刘邦住在晋阳，听说冒顿单于在代谷（今山西代山西北），想去攻打。他派人去侦察匈奴的虚实，冒顿把身强力壮的士兵，肥壮的牛马都隐藏起来。汉使只看到那些老弱残兵和瘦弱的牛马。他先后派出的十批使者，回来都报告说匈奴人可以攻击。汉高祖刘邦为了准确起见，又派刘敬到匈奴那里去探听，刘敬还没回来，汉朝的32万大军就开始行动，并翻越了句注山。刘敬回来报告说："两国开战，匈奴应该炫耀武力，以显示它的长处；现在下臣到匈奴，只见些饥牛瘦马和老弱残兵，这肯定是匈奴故意暴露它的短处，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匈奴是不可以攻打的。"这时，汉朝的军队已准备好而没有出击，汉高祖刘邦发怒了，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的俘虏，因为口齿伶俐而得到了官职，现在你竟胡说八道，阻止我军！"便下令把刘敬拘禁在广武。

　　刘敬说对了，匈奴,具体说是冒顿，就是在示弱。冒顿的想法就是通过不断的败退，把汉军引过来，然后围而歼之。

　　刘邦樊哙的先头部队抵达平城(山西大同)时，被冒顿的骑兵部队包围了，具体的包围点是平城边上的白登山，现在叫马铺山，海拔不高、面积也不大的一座小山。

　　史书记载冒顿包围刘邦的军力是骑兵四十万，这个数字肯定也是夸张了，具体多少不得而知，但是刘邦绝对不可能突围出去。

　　整整7天，汉朝军队里外不能相救，也不能接济给养，形势十分危急。后来，汉高祖采用谋臣陈平的计策才冲出了包围圈。到了平城，汉朝的大部队也已赶到，匈奴的骑兵解围北走，汉也撤军南归，命令樊哙留下来平定代地（今河北蔚县）。

　　关于刘邦脱困的具体办法，太史公用了这么一句话，“其(陈平)计秘，世莫得闻”，隐约有点欲盖弥彰的意思。好像在掩饰什么东西。

　　两个多世纪后，东汉有个叫桓谭的文人提到这桩旧事时说，当时陈平告诉冒顿阏氏，说汉帝国皇帝刘邦马上要从中原选一位绝色女子作为解围的条件，送给冒顿，冒顿肯定会喜欢。这样一来，你就会失宠，所以你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要想办法让汉军脱困，皇帝回去了，也就不会送给冒顿女人了。阏支被陈平这么一说，大为紧张，于是想办法让匈奴军队解围，刘邦得以脱困。

　　桓谭恐怕也是在胡说八道，都隔两百多年了，他从哪儿听来的。

　　当年白登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了。汉高祖刘邦获悉后，亲率领大军征计韩王信，

　　汉高祖刘邦回到广武，赦免刘敬，说："我不相信你的报告，以至于被围困在平城，我已经杀掉原来派出的那十批使者了！"于是封刘敬食邑二千户为关内侯，号曰建信侯。汉高祖南行路曲逆（今河北县东南），说："好雄伟的一个县！这我走遍全国，只见到洛阳与这个县一样的雄伟。"于是，又封陈平为曲逆侯，食邑全县。陈平跟随汉高祖打天下，共六次出奇计妙策，刘邦总是给他增加封地。

　　汉军平城之败后，刘邦虽然回来了，但匈奴边患仍在。汉匈敌对情势依然没变，交战互有胜负。战争拖缓了国家社会生产的发展。刘敬献计说，我们国内刚安定下来，久战厌兵。而那些匈奴人又认准了拳头大就有理，和他们说仁义和平也是白搭。但有个办法也许可行，不知道皇上肯不肯？刘邦说那当然，快说。娄敬就说，我们把您女儿嫁给单于吧。这样，您就是单于的老丈人，说不定以后小单于还是您外孙子。天下哪有女婿打老丈人、外孙打姥爷的道理！而且，匈奴人想要的，只不过是我们多余而他们罕见的东西，不是非打仗不行。刘邦可不会把儿女看得比江山还重要，说这办法好啊。吕后不干了，说我可就一子一女！哭闹一番，刘邦只好算了，把宗室的女儿加上丰厚的嫁妆嫁给了冒顿单于。冒顿单于也不是天生好战，就答应了。如此，往后汉匈小打小闹虽然有，但大摩擦却很少了。和亲政策数千年以来，一直被人诟病斥责，丧失了国格，但我们现代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问题：汉匈之间关系，总以利益和实力为根本，女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并非如历代文人渲染得那样重要。汉朝和亲政策得以推行，其实是汉匈共同理性和必然的选择。于汉朝来说，天下纷争数年，民生疲敝，与匈奴休战联姻，可以休养生息；于匈奴来说，他们南侵楚汉之争后统一的汉朝，其实也相当困难，而他们所缺少的，也并非领土，而是他们赖之以生活生产的粮食、工具等，既以联姻，则不需征战就可获得，又何乐不为？联姻只是表面或者象征，实质上是民族关系的缓和甚至融合。

　　这也正是白登之战的意义和影响，它事实上奠定了汉匈和平的基础，为汉初的文景之治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汉匈的联系与沟通更加紧密，促进了双方的发展。

　　刘邦率三十余万大军，都被匈奴打得大败，且险些送掉老命，可见韩王信当初派人向匈奴求和，实在是因抵挡不住匈奴军的强大攻势而采取的缓兵之计。刘邦怀疑他谋反，下诏怒责，可谓是疑心病大发作。韩王信投降匈奴，或许只是为了自保，同时也是被刘邦所逼。

　　韩王信死前的一段话，最能表明他的真实内心。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韩王信与匈奴骑兵进驻参合，刘邦闻报，派大将柴武率军征讨。柴武到了参合，柴武在高祖的授意下，写了一封信给韩王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规劝他反正回头。信中说：“陛下宽仁厚德，诸侯虽有叛逃的，只要迷途知返，总是从宽处理，往往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待遇，而不加以诛杀，这是大王你所熟知的。刻下大王只不过因为战败逃到胡地，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希望你能从速自动归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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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王信的回信十分感人：

　　回信中说：“陛下把我从市井之中提拔出来，终于南面称王，这是我平生的荣幸。不过，荥阳战役，我不能像周苛、枞公那样宁死不屈，反而成了项籍的阶下之囚，这是我的第一桩罪。等到匈奴围攻马邑，我不能坚守，却以城池为礼物向敌人投降，这是我的第二桩罪。而今反过来替匈奴将兵，对抗汉军与将军你争战，这是我的第三桩罪。当初文种、范蠡为越国立下大功，没犯下任何一样罪错，依然不免一死一逃；而我在皇上面前，却积有三项大罪，想在汉廷乞活，是不可能的事。当年伍子胥得罪了吴王夫差却不知逃离，终于死在吴国，前车可鉴啊！如今我逃匿在荒山野谷的不毛之地，日夜向蛮夷乞讨过活，倦鸟思归的意愿，好比风痹症患者时刻渴望着站起来、瞎眼的人时刻渴望着重见光明一样强烈。然而，情势不许可啊！”

　　柴武接信，知韩王信不可能投降，于是刀兵相见。汉军大胜，“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汉初功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历朝之最。因为刘邦只是把这些人当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在刘邦千方百计的逼迫下，这些诸侯王不得不走上反叛之路。韩王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韩王信之立，完全是刘邦出于安抚韩地的考虑。天下一定，韩王信不仅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可言，而且因居于汉朝劲兵之地，总让刘邦心里不舒服。他先是以匈奴威胁边境而让韩王信戍边，韩王信的才能自然不能抵挡匈奴的骚扰，于是，他向匈奴求和。刘邦大笑，以此为借口，徙韩王信于太原郡。太原郡无兵无粮，又担负着抵御匈奴的重任，韩王信的处境无异于死囚。至于韩信、彭越、英布都是刘邦直接或间接杀掉的。

　　当初，韩王信逃亡匈奴时，因为已经作了一定的准备，还顾得上携家带口，包括韩国太子在内，尚不算太过狼狈。后来到了颓当城，居然一下子添了两口男丁：王妃产下一子，因地制宜命名为韩颓当；太子妃也产下一子，取名韩婴。汉孝文帝时，韩颓当与韩婴率其所部降汉，汉朝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

　　襄城侯韩婴传国至孙，其孙因不敬被夺取侯爵。弓高侯韩颓当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功冠诸将。其爵位传至其孙时，因为他的孙子没有后代，因此失去爵位。不过韩颓当有两个庶孙非常有名：韩嫣和韩说。

　　韩嫣：弓高侯韩颓当之孙，汉初韩王韩信的曾孙。韩嫣是汉武帝时的宠臣，当汉武帝为胶东王，他就与汉武帝共同学习。汉武帝即位后，仍然与他经常“同卧起”，而他也恃宠自骄，不把大臣甚至诸侯王放在眼里。最后由于得罪江都王，被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所杀。史书说韩嫣“善骑射，聪慧”。可见他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花花公子。

　　韩说：韩嫣之弟，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孙。他进入官场与其兄韩嫣一样，也是汉武帝的佞臣之一。韩说从军击匈奴，因军功被封为龙额侯，但不久因酹金失去爵位。东越国反叛，韩说被任命为横海将军，灭掉了东越。汉武帝太初年间，任游击将军，屯五原外列城。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中，他掘蛊太子宫中，被太子刘据所杀。死后，其子韩兴嗣爵，但韩兴也死于巫蛊之乱。巫蛊之乱平息后，汉武帝下令“游击将军死事，无论坐者。”，封韩兴之弟韩增绪封为龙额侯。

　　韩增少时为郎，后为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汉昭帝时官至前将军。汉昭帝本始二年，五将军征匈奴，韩增率所部3万人出征，其他人都没有收获，只有他斩百余人回师。汉宣帝神爵元年，大司大将军张安世（汉武帝时酷吏张汤的次子）去逝，韩增继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的来说，韩增为人比较平庸，个人能力比他的父亲和伯父可谓是远远不如。史书说他“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韩增死后谥为安侯，其子韩宝嗣爵。韩宝没有儿子，韩家失去爵位。成帝时，封韩增的兄长之子韩岑为龙额侯，以续韩增之嗣。韩岑死，其子韩持弓嗣爵。

　　韩王信的后人在东汉有韩棱，在三国时有韩曁，唐代有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