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老党员、忠贞的革命战士鲍浙潮同志，不幸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

浙潮同志是一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长期的监狱生活中，经受了敌人残酷的刑审考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在抗日战争年代、特别在浙西的几年，利用国民党的派系矛盾，几番进入沦陷区，同日寇、汪伪、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显示了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他被误认为“托嫌”分子以后，长期被切断组织关系，但始终跟着党，忠于党，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浙潮同志是宁波市人，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吾浙早期入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的数十年革命生涯，主要也是在浙江度过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浙潮同志从武汉潜回宁波。参加宁波县委工作。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家庭就作为党的联络机关；他的母亲被很多同志称为“众家妈妈”。一九二八年三月，浙潮同志在宁波第一次被捕，被囚禁于杭州陆军监狱。他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始终没有任何口供，保护了省委文件和县委机关。他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整整七年，曾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同很多难友一起，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冬，他在上海新知书店工作时第二次被捕，经过一个月的斗争和组织营救，敌人不得不将他释放。出狱后，浙潮同志回到宁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开展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他跟朱镜我同志等一起恢复宁波党的组织，建立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他是特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三八年夏天，他改名鲍曙林，被党派往余姚县担任县政治工作队副干事长，负责统战工作。他同其他同志一起，使政工队的进步力量迅速壮大，政工队的活动完全由我党所领导。

一九三八年秋天以后，宁绍特委某些负责同志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把二十年代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崔晓立、周朴农两同志都误定为“托派”，切断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当时崔任《浙东日报》总编辑，周任慈溪县工委书记)。浙潮同志与晓立同志是狱中难友，了解较深，向组织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因而也被误认为“托嫌”分子，先对其疏远，后切断组织关系。一九三九年，浙潮同志处境困难，经党外进步人士帮助，被安排到富阳担任县政工队队长。由于组织关系已被切断，他的工作得不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队员中的党员同志也同他疏远；而国民党富阳县党部书记长公开点名鲍浙潮为“奸党分子”，并派特务监视。但是，浙潮同志尽管身处逆境，仍然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爱国青年，努力做好工作。一九四0年，国民党反共倾向日益明显，浙江的不少省、县政工队成为反动派进攻的目标，富阳的目标就是鲍浙潮。这时在浙西工作的曹天风、乐培文，乃设法将浙潮同志调到天目山。一九四0年冬，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派浙潮同志去一般视察员不敢去的海北沦陷区视察，他既想获得敌占区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好向省里报功，又想借日寇之手，杀掉一个“共党嫌疑分子”。浙潮同志明知其阴谋，但仍不避艰险，毅然进入敌占区。他在平湖、海盐、杭嘉湖沦陷区活动了四个月，虽然未能与我党在沦陷区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但对沦陷区各县政工队做了大量支持和鼓励工作，对发动沦陷区人民开展抗日除奸活动提出了不少积极意见，并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到天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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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夏，浙潮同志利用当时担任的桐乡县政府主任秘书的合法身份，同也失去组织关系的两名共产党员合作，以原一支游击部队为基础，组成桐乡县抗日自卫突击队，并凭借这支几十人的游击武装，肃清了境内的汉奸势力，恢复了十一个乡镇的抗日政权。当时蒋政权在桐乡的反动势力十分害怕，阴谋加害浙潮。浙潮同志等得悉后，决定设法接通地下党组织关系，同时在士兵中进行策反工作。不幸事情败露，被迫出走。一九四二年秋天，浙潮同志又利用在沦陷区吴兴县政府工作的机会，在国民党党政矛盾的夹缝里，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统战工作。一九四三年他被调回天目山任民族文化馆副馆长，同馆长曹天风一起，营救了一批被捕的政工队同志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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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潮同志在上海遇到了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友沙文汉、陈修良等同志，随即去南京，为地下党开设了一家电料行，他当经理，并同他的爱人邱嵋林同志一起，掩护当时担任南京地下市委书记的陈修良等领导同志的活动，为党做了许多重要工作，直到解放。 解放后，浙潮同志先后在华东局统战部及浙江省粮食厅等单位工作。“文革”期间，他遭受种种诬陷和迫害，但始终坚持原则，始终相信党，坚决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作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根据浙潮同志的申诉，批示中共浙江省委进行复查，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浙潮同志全部问题得到平反，党龄自一九二五年算起。(崔晓立、周朴农两位同志均已逝世，他们的问题均已平反，恢复一九二五年算起的党龄。崔于一九八o年被追认为烈士。)

今年五月前后，是南京、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解放三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在回顾胜利历程的时候，禁不住深切怀念对党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鲍浙潮同志，深切怀念无数为了人民解放事业而长期奋战、流血牺牲的先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