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只有三位名人的头像有幸上了中华民国钞票，这三人分别是国父孙中山、国民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投身革命，“官运亨通”

　　林森1868年1月18日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农民家庭。出生后不久过继给叔父林道炳，3岁随养父迁到福州，6岁读经书，1877年入美国教会培元学校学习。1881年进美国教会鹤岭英华书院。1883年考入台湾中西学堂电科，1884年后在台北电报台工作。1895年台湾被割让日本，参加抗日军，失败后回闽侯入母校英华书院任教。1898年再度赴台湾，加入兴中会。考取台南地区法院嘉义支部通译，联络岛上爱国志士，进行反清抗日活动。1899年因日本侦捕返回闽侯。1902年，林森考入上海海关工作，开始接受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在上海组织学生会，1905年率全体学员加入中国同盟会。他和林述庆等组织福建学生会，并担任主席。1909年，林森调九江海关任职员，同吴铁城一起成立浔阳书报社，创办商团，举办军事训练班，联络新军，为武装反清作准备。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策动九江新军标统马毓宝反清起义。九江军政府成立后，林森任民政长。12月，他作为江西的代表到南京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与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林森为人淡泊，无意于争权夺利，但却“官运亨通”，官越做越大。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后，以福建省参议员身份出席的林森当选为议长。1920年8月，林森再次当选为参议院议长。他以议长名义筹款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编纂《黄花碧血集》，翻印林觉民《绝命书》。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林森与李大钊等5人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林森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1928年10月，林森担任立法院副院长。1931年3月，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被选为立法院院长，成为政坛重量级人物。1931年底，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32年1月1日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国家元首，达到其一生中的政坛巅峰。

　　民族危亡，呼吁抗战

　　抗战时期，林森积极奔走，呼吁团结一致，英勇抗战，共赴国难，被誉为“抗战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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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与主席初期，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轰炸辽西之时。爱国学生与群众不断向政府请愿示威，到处响彻着“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就连在文化界和教育界极有影响的原北大校长蔡元培也被愤怒的学生殴打致伤。在此危机时刻，蒋介石宣布引退，汪精卫、胡汉民称病不出。国民政府的各部部长也纷纷辞职。在财政部，上到部长宋子文，下至科长，集体辞职。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本无实权的林森只有不断游说政府各主要官员回来工作，以大局为重。林森在各派争权夺利时，不与之同流合污，然而到了国家紧要关头时却毅然站了出来，协调各方，与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军阀政客截然不同。1932年1月1日，林森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他正式当选国府主席不到１个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后，南京受到了严重威胁。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议决以洛阳为行都的同时，把西安改称西京，作为陪都。出任国家元首仅1个多月，国民政府就被迫迁移，林森对时局充满忧虑，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政府迁到洛阳后，林森号召人民坚持抗战，百折不挠，奋斗到底。

　　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汪精卫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对抗战消极观望，并积极准备与日本政府协商停战。1932年2月24日，林森却在洛阳对记者发表谈话时坚定地表示：“外交问题，政府不屈服，国人亦自身奋斗，始有出路。”3月3日，在国联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的斡旋下，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4月15日，中日谈判正进行中，林森又在上海发表谈话：“当此强邻压境、危急存亡之秋，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纵或失败，亦有光荣。我国军火财政，虽两俱不充，但本人以为除坚决抵抗外，绝无委屈妥协之可能。本人忝主中枢，当以国家为前提，努力去做，各党派意见虽杂，但抗日御侮，必人同此心，否则同归于尽。”显然，林森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极为不满。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日，林森在对当前时局应有的认识中指出：“我们的领土主权若是受到侵害，甚至危害到我们整个国家的独立生存时，那么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生存起见，便只有起来抗战……不抵抗，便只有灭亡，还说得到和平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森关于全面抗战和持久战的论述。8月16日，林森在演讲时就以《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为题，强调指出：“全国国民也应该深深认识目前我们国家所遭遇的危难，把保卫国土看作每个人自己应尽的天职，协助政府，奋斗到底，以达到我们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在1938年的元旦讲话中，林森分析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力，明确提出了坚持长期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的观点。林森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政治、经济、道义、国土资源、国际力量的支持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国力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只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必然失败；中国在军事上虽然一时失利，但只要坚持长期抗战，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林森在抗战之初，就能够提出持久战的观点，并且还注意到“民众运动”也是“长期抗战的条件”，是很难能可贵的。

　　卢沟桥事变后不到5个月，日寇占领了上海，威胁南京。1937年11月17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中央政府迁往重庆。离开南京时，林森已经70多岁，他到国府会场向蒋介石等人辞行说：“我已是古稀之人，将来是否能回到南京，已不敢作想，但你们一定要坚决抗日，肯定会取得胜利！”

　　1938年底，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投敌叛国。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国民政府也重申要严惩汉奸。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此前，汪精卫致电林森，恳请他到南京就任所谓的“国民政府主席”。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林森的严辞拒绝。汪精卫于是表示“谦逊”，宣布就任“代理主席”，“虚位以待”林主席。林森则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

　　林森在抗日战争中把自己唯一的养子送往前线。林森本人没有孩子，以侄儿林京为嗣子。林森对林京严格要求，不使其成为纨绔子弟。林京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美国，林京没有了约束，已婚的他与某百货公司的女售货员谈起了恋爱。林森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即电嘱驻美大使王正廷强令林京回国。林京从美国归来后不久，林森就支持他走上了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当英文秘书，后来英勇殉难。当时，他的上司和同事都不知道他是国府主席的养子。

　　处事谨慎，与世无争

　　当年，国民党内部不仅派系林立，而且派中有派，培植亲信成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而林森初任国民政府主席时，虽不负什么实际责任，但他处事依然十分谨慎。林森在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的选择上，就突出表现了他谨小慎微的一面。国民政府文官处，主要负责政府的文件拟撰等工作，文官长则是政府机构中极重要的角色。蒋介石任主席时的文官长是古应芬和叶楚伧，林森上任后文官长自然要换人，其中以魏怀的呼声最高。但魏系福建人，与林森同乡，且与林互结金兰，关系非同一般。也正因为是“同乡加兄弟”，所以林森在选用魏时显得格外谨慎。当林森亲自去请魏怀出任要职时，见面后开口就道：“你要干文官长，我只要你做到三件事，做到就干，做不到就别干。”魏立即反问：“老兄啊，并不是我要做这个官，是你非要我干的啊！”林森根本就不理睬他，马上说：“第一，不要发表任何讲话；第二，不得赴任何私人宴会；第三，不许写条子，向机关推荐人。”

　　果然，魏怀上任后凭着极其丰富的办事经验，将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十分得体，既不荐人，也不见客，做得中规中矩。在蒋介石当行政院长时，魏怀自知林森权力有限，而蒋介石是大权独揽，所以在处理两人之间的关系上，往往是恰到好处，令双方都感到舒服。在当时，国民政府主席签署文件、任命人事，都是由蒋介石或军委会、行政院等权力部门议好，再报到国府让林森过个目、签个字，走个形式。因而一般文件送到国府后，魏怀往往“代拆代行”，并认为没有必要给林森过目。他这么做，在有的人看来是大大地“越权”，但林森却心知肚明，从不过问。如果是蒋介石亲自提名的人事任免事项，魏怀就要先向林森作一番解释，林森也心领神会，抬笔就签，举印就盖，十分干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那时，林森的主席大印及小章就放在魏怀的办公桌抽屉里。所以，即便林森因公在外，国民政府的大印和林森的小章也能照常“运作”，国府上上下下对此都习以为常。从林森选用魏怀之事，即可对其于官场“洁身自好”窥见一斑。

　　林森为官，不但处事谨慎，而且还往往表现出与世无争。对国民政府主席这一虚职，他不仅坦然自得，甚至被人“架空”也未显出丝毫沮丧。

　　有一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改组某省政府的事，林森破天荒推荐了一个他认为很适宜当省教育厅长的人。但在这个会上，该省的主席对林森的推荐视而不见，保举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在林森未到会时，会议疏忽了林森曾经提名这件事，确定了最后的人选，竟按那位省主席的提名报了上去。行政院知道了这事，甚为吃惊，一个省主席竟然将国府主席的提名都推翻了，真是非同小可！而林森得知后，虽然心里不愉快，但也未以势压人，争一个高下，将任命推翻。后来，上任的还是那位省主席提名的人。

　　因林森这个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位”，社会上总免不了有些议论；加上其处事谨小慎微，一些党政要员也往往对他“视若无物”，少有进谒，京沪各报亦常有对之冷嘲热讽者。但林森始终不为所动，安之若素。

　　相互尊重，关系淡然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委员长，权力欲极强，实权在手，但林森作为国民政府主席，恪守着自己的“为官之道”，“统而不治”，蒋介石对林森见面客客气气，从无深谈。林森对蒋也是以礼相待。二人相互尊重，关系倒也淡然。

　　置身官场多年的林森，自有其独特的为官之道，这在他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时最为明显。在一次与家人谈及他这个国府主席时，他说：“国府主席的虚君地位，其意为‘垂拱而治’，不该管的就不要去管。人家不要你去管，你还去凑什么呢？什么可以管，什么不可以管，我心里一清二楚。让有办法的人放手去做嘛！蒋公（即蒋介石）就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才可消除党争，才能求得安宁。”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行乘飞机返回南京，林森等党政军要人都赴机场迎候。当蒋介石乘坐的飞机降落时，众人一拥而上，争相上前向蒋介石致意，唯有林森表情平淡地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林森后，上前与之握手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则一愣，似乎没有明白蒋的意思。回去后，林森对魏怀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林森从不在背后议论人，此举可谓绝无仅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往重庆。1938年下半年，张治中飞抵重庆，选准山洞双河桥、万田大坝和石岗子地带，为蒋介石修别墅。1939年底工程结束，国民党要员纷纷前往祝贺和参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驾临致庆。林森见此园如世外桃源，是块绝妙的宝地，便流露出喜爱之意，连声赞叹不已。蒋介石亦看出林森之意，为表示对这位“国家元首”的“貌极恭顺”，便忍痛割爱将别墅赠送给了林森。林森得此美处，立即迁居而来。官邸主楼被称为“林森公馆”，这块园林之地，也就被称为“林园”了。林森为表示对蒋介石的感激之情，泼墨挥毫，在一块一米见方的大青石上写下了“寸心”二字，落款“民国二十九年冬，青芝老人”，然后让石匠嵌刻其上。此石至今仍保存完好。

　　另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内容涉及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的争执，林森本应列席会议。但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发现林森并未到会，一问才知道是林森因发高烧请了病假。十分出人意料，当天深夜蒋介石即突然驱车来到林森官邸“探视病情”，并不等侍从禀报，竟一直走到林森的病榻前。对于蒋介石的举动，连国府文官长魏怀也感到有点吃惊。当神色凝重的蒋介石亲眼看到林森的确烧得满脸通红时，这才和颜悦色地向魏怀关照说：“请魏文官长认真加以护理，如果需要可到我的官邸请私人医生来。”深夜探访病人，对蒋介石来说也是实属罕见。

　　以上事例，足可看出林森与蒋介石之间是相互尊重但并不亲密，至于潜藏在背后的微妙隐情，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车祸去世，举国同哀

　　1943年5月10日，林森在处理好公务回官邸途中遭遇车祸，头部受伤，由此埋下中风的祸根。12日清晨，林森要会见挪威公使，此时他已感到力不从心，但仍然坚持上车。一到政府，林森就不能行动，呈半身不遂症状。几天后，林森病情恶化，心脏衰弱，意识模糊，经抢救病势稍为缓和，但不见好转。8月1日下午，林森逝世，享年76岁。

　　林森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了隆重的国葬。重庆市民闻悉林森逝世噩耗后，机关商店均下半旗志哀，全市停止娱乐宴会。各国驻华使馆也下半旗以表崇敬。

　　林森在国民党内被誉为“一代伟人，社会完人”。重庆《中央日报》赞颂他：“其高民美德及丰功伟绩，不独为举世所景仰，抑且垂裕后昆，示范千秋。”林森不仅受到国民党及舆论的广泛赞誉，而且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在林森病重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曾前往林园看望他。8月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自起草致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机关公鉴：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逝，痛悼同深。谨此致唁。”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指出：“主席一生持躬最正，持身最俭，国之元首，官民表率其处公处私之处，影响社会风气，间及国运者，实至深且大……而其持身约，俭德之盛，尤为一生推崇。”可见，林森的思想及其言论有弥足珍贵之处，对于团结抗战、遏制投降逆流、解决民生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符合全民族的根本利益，赢得了国、共两党的尊重和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