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这部作品已过去八年，现在的广州火车站已与当年大不相同。整洁有序的广场背后是影片中众相生活轨道的变幻。在乘客眼里，这个广场是个短暂停留的中转站；在看客眼里，这是一个浓缩社会底层的小舞台；而在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他们填饱肚子，可以让家人维持生存的保障之所。

在乍看之下，或许很难不对这些困窘的人群产生同情，尽管同情这个字透露着高高在上的虚伪和做作，但人类的通感就是如此轻易。如果只是到同情为止，那或许这并不能成为一部成功的纪录片。 在导演完整的展现之下，透露出困境中展现出的令人生恶的无赖，和矛盾对立面的彼此都无法摆脱的无奈。

在他们局促的笑容下，是一次次重复犯罪的事实。不断地侵占着公共资源，干扰公共秩序，进出派出所如上茅厕，对此没有人表现出歉疚的心情。在他们眼中，“我”是全然无辜的劳动者，而被质问甚至拘留，是他人之错或是自己倒霉的“飞来横祸”。

正如鲁迅笔下的小人物们一样。他们是勤劳的，起早贪黑任劳任怨；是愚昧的，在越来越法制化，秩序化的城市之中，还在为个人私利而谋求“人情味”。即使是身处牢笼，也要为卖掉手中的货物而钻营，这份“不知者”的状态不知该夸是“无畏”或是别的，只觉得心酸的可笑。

在他们的身上有着共通点：无赖。在他们的对立面上，是作为暴力机关的公务人员，掌握着权力的背后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在面对这些不厌其烦的进进出出，也会对着镜头说“早就没有同情心”了。

被抓住的时候，这些老实人会利用一切的可能，激起执法人员的同情。让孩子哭喊，扯出自己老迈的父母。诚然这些是事实，但不应当成为犯罪的资本。

当他们在法律边缘线上跳来跳去的时候，执法人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一遍一遍的走程序，打报告，开证明。相对的，丢东西的，被诈骗的，被拐卖的，这些人在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却时常无法被及时响应。被用来守护这些真正守法公民权益的资源，在一些人身上被这样持续的消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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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有时会很难想起，自己身边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九年义务教育，他们不识字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们不会说普通话，不会用智能手机，不掌握摆脱困境的方法，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在被命运的鞭子抽赶着前进的同时，甚至不去想象奔赴的是什么样的结局。

也许，最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在他们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如此的不可避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