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对明初的杰出诗人高启推崇有加，尤其喜爱他创作的一首咏梅诗。诗曰：“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1961年11月6日，毛泽东用草体书写下此诗，并在右起处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还注明:“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高启（1336——1373），苏州人，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在文学史上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元末，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礼贤下士，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招为幕僚，敬为上宾。座上都是巨儒硕卿，当时高启年仅16岁。高启厌恶官场，23岁那年借故离开，携家归依岳父周仲达，隐居于吴淞江畔的青丘，自号青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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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年，高启应召入朝，授翰林院编修。朱元璋十分赏识高启的才华，让他担任自己几个儿子的老师，并纂修《元史》。1370年秋，朱元璋拟委任高启为户部右侍郎，这是个副部级的高官，但他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但朱元璋怀疑他作诗讽刺自己，对他产生忌恨。高启返青丘后，以教书治田自给。

　　1371年，66岁的魏观被任命为苏州知府。苏州地位重要，曾经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是所谓的政治敏感地区。而苏州百姓对于那位心肠比较软的张士诚还是比较怀念的，虽然朱元璋已经统治了天下，但百姓们还是偷偷地烧香拜祭他。为此，朱元璋咬牙切齿，采取了很多抑制苏州的政策，还特意派了一个厉害的角色——陈宁去苏州担任知府。但是陈宁为政苛刻，横征暴敛，用烧铁烙百姓的肌肤，官吏和老百姓们暗地骂他为“陈烙铁”！最后连朱元璋都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决定派一个得力亲信前去，于是想到了魏观。在朱元璋眼里，魏观完全符合他的要求，这个他当年攻打武昌时吸纳的读书人，有思想、有才干，也有政绩，明朝建国后，还做过太常卿、翰林侍读学士等高官，有相当充实的工作经验。魏观到任苏州后，废除了陈宁的苛政，宽厚为政，很快，苏州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可谓是政绩斐然。

　　苏州原是个繁华重镇，当年张士诚霸着苏州，就是因为它的富饶，倒私盐出身的张士诚亦成为当时三支起义军中最有钱的一部。张士诚在苏州的府衙富丽堂皇，形同皇宫，而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后一把火将它烧了。以致明朝建立后，苏州府衙多年来都局促在水司衙门的旧房中。直到1373年，魏观看着苏州的问题大致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他才决定改善一下自己的办公环境，打算在张士诚旧宫殿的基础上重修府衙，同时治理一下城中的水利工程，疏浚河道，减轻水患。按理说这都是好事，魏观在工程的各个环节都没有违反程序。

　　但是，魏观的同僚蔡本却成为了他的心腹大患。蔡本是苏州指挥使，和魏观是书记和市长的关系，一直嫉妒魏观的政绩。他偷偷向朱元璋报告：“蒲圻（即魏观）复宫开泾，必有异图也。”这可不得了！“复宫开泾”一旦和“异图”联系起来，问题就大了。朱元璋接报后，立刻派御史张度前去查实。张度到了苏州，不动声色，装扮成一个搬运工暗中监视。

　　在那时候要建房，上房梁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好兆头，得写一篇像样的上梁文。谁能写一篇像样的上梁文呢？魏观想到的当然是自己身边的苏州大才子高启。上梁这天，魏观给每个民工赏了一碗酒，那位极具敬业精神的张度混在民工里推辞不喝。而此时，高启文思泉涌，瞬间做完了一篇《上梁文》。张度在心里默记下高启的《上梁文》，然后考察一番后，回京向朱元璋递交了调查报告。

　　朱元璋看毕高启的《上梁文》，勃然大怒，因为发现其中有“龙盘虎踞”四字，这四个字通常是用来形容京城的。高启用这个词来形容苏州府衙，的确有不妥当的地方。但在朱元璋看来，这件事就不只是用词不当的问题了：第一，前面说过，苏州是政治敏感地区，这苏州府衙原来是张士诚的宫殿，你形容该地“龙盘虎踞”，那张士诚是龙呢还是虎呢？如果张士诚是龙虎，那我朱元璋又是什么？第二，苏州府衙现在是魏观的府衙，你魏观在那里龙盘虎踞，到底要干什么？结合之前高启请辞前的一系列举动，朱元璋得出结论：原来他是要推翻新王朝，怪不得拒绝和新王朝合作呢。由此，说高启和魏观两人大不敬还算是轻的，说你们图谋造反也不为过了。于是这次事件被定性为“谋逆”事件，魏观、高启、王彝以“浚河扰民”与“修府治兴既灭之基”之罪腰斩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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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嗜杀成瘾，除了对那些帮他打天下的功臣下狠手以外，他也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朱元璋亲自去监斩，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痛苦地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

　　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最后，高启的身体被砍成八段才咽气！

　　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朱元璋杀鸡儆猴的牺牲品。高启死时年仅38岁！这位最有声望的诗人被腰斩处死，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刑事案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高压警告。正是高启被腰斩这一惨剧，才切实加速了明初士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