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教版高中二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收录了杜甫的诗作《登高》，右侧配有杜甫的半身画像。近日，网友掀起了对杜甫像“再创作”的热潮，纷纷发布在微博或其它网站。其中，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时而摆摊卖西瓜，时而化身送水工……好事的网友为这一系列取了个名：“杜甫很忙：开完摩托骑白马，送水过后卖西瓜”。

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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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画像被如此恶搞，引起一片争议。有人不无忧虑：杜甫身份卑微却心忧天下，对这样一位诗人，恶搞他的画像，是思想贫瘠、信仰缺失的表现。一位诗歌协会会长呼吁说：“恶搞不能没有民族底线，不能没有精神之光！”

当然，面对“民族底线”这样一顶帽子，网民们多少会有点愕然。这年头，对严肃文化的恶搞与解构，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风潮，杜诗圣也绝非是被恶搞的第一人。比如，2008年有过一个喧嚣一时的 “全民孔子计划”，在网友的创作里，孔子被逼婚、卖起了炸鸡、还成了不得志的广播员……恶搞名人榜上还有：李白，“床前明月光”成了 “牙齿掉光光”；屈原，被注册成猪饲料的商标；孙悟空，爱上了铁扇公主……简直就是“没有搞不到，只有想不到”。

曾把电影《无极》恶搞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视频的胡戈说，“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方式。恶，并不是坏的意思，也不是恶意。”也许，在那些疯狂涂鸦一切圣贤的年轻人眼中，恶搞仅仅是一种游戏，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也谈不上什么深刻的目的——不在乎什么，不追求什么，也不讽刺批判什么，专注当下的快感，玩了，笑了，也就够了。难怪还有人毫无逻辑地自辩说，对杜甫画像的涂鸦，“完全是出于内心对杜甫深沉的喜爱”。

瞧，就是如此的漫无边际、不着五六。虽然《杜甫像》本身为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巅峰时期的作品，但我相信，给杜甫添上白马或摩托的年轻人，绝没有当年法国人杜尚为《蒙娜丽莎》添上小胡子时的艺术追求，也谈不上什么对传统审美价值的离经叛道。

因此，用缺乏“底线”或“信仰”来批判“杜甫很忙”式的恶搞，虽然没什么错，但恐怕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和一些年轻人是“鸡同鸭讲”。说到底，这种恶搞本质就是一种无聊，或者如恶搞者自己所说，“一种发泄”，恐怕并无与主流价值作对的目的。笔者认为，对此类恶搞，当然需要恰如其分的批评，需要有针对性的引导，但只要不出现不良或低俗的内容和思想，不妨放轻松一些看待，无须太过担忧。画像被涂鸦上几笔，杜甫并不会就此失去“诗圣”的光彩，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至于因此蒙羞。

值得担心的倒是，宣泄一己情绪的“恶搞”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行，究竟是经典褪色的原因，抑或压根就是结果？在年轻人无意义的自我创作以外，我们的教科书、育人者与文化创作者，有没有提供多种可亲近的方式，让他们去理解和爱上传统文化？或者创造出打动人心的当代经典，唱出先声，蜕变文风，对抗当代文化中流行的去历史化和去语境化。

杜甫说过，“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大概才不会在乎如何被“恶搞”，因为他早就断定，杂音与碎片无论曾经多么喧闹与风光，最终都将随风而逝，而民族文化真正的精神之光，绝没有那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