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做派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在头上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美龄有任何骄矜之色。宋美龄平时和人说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是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布长衫,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他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他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上个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乐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他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作人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该学生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你,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作人说:“到别人家的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子恺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蛰伏。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逃避。”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会喝酒呢?”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和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他的学生冯夷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摞手抄稿,像一位道士一样昂然走进教室。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对着学生们微微一笑,问道:‘哪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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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是哪位?”金岳霖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岳霖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岳霖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更有名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梓年却问:“阿里个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