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在头上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美龄有任何骄矜之色。宋美龄平时和人说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是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布长衫，这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他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他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上个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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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乐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时，一次给新生上课，他带着一大包花生进教室，和学生边吃边聊，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

当年，某北大毕业生数次去找周作人谋职，第三次去时，他正待客，被门房挡驾。该学生疑为周作人推托不见，怒火中烧，便站在门口大骂一气。几天后，该学生被告知去某处上班。有人问周作人：“他这样大骂你，为什么还要用他呢？”周作人说：“到别人家的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太值得同情了。”

弘一法师一次去丰子恺家，落座前将藤椅轻轻晃动几下，然后慢慢坐下。丰子恺不解其意。弘一法师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蛰伏。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逃避。”

田汉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教书时，一天拉着几个同事去小酒馆喝酒。席间有人表示不会喝酒，田汉说：“哪有文人不会喝酒呢？”

傅东华在陈望道的婚宴上自我介绍说：“我叫傅东华，我在北平有一座城门，题作东华门；你们进城以后，别忘记住我的东华旅馆；在旅馆里闲着无事，却不妨翻一翻我编的《十一朝东华录》。”

辜鸿铭一次出席一个宴会，座中皆社会名流和政界人物。一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答：“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一次，吴稚晖和王璞为国音字母的事相互争执，王璞气极了，拍桌子大骂：“王八蛋！”吴稚晖慢慢站起来说：“鄙人不姓王。”

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他的学生冯夷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摞手抄稿，像一位道士一样昂然走进教室。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对着学生们微微一笑，问道：‘哪位吸？’”

上个世纪30年代，一次金岳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保姆问：“您是哪位？”金岳霖竟然一时忘了自己的名字，只好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保姆却说：“不行。”金岳霖再三请求，对方仍说不行。金岳霖没辙，只好求教于自己的车夫，车夫也说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有听见人说过？”车夫答：“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这个“金”字终于提醒了金岳霖。比金岳霖更有名的一例是，抗战期间，潘梓年在重庆的一个签名场合也把自己的名字忘了，旁边的人提醒他说姓潘，潘梓年却问：“阿里个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