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活在一个可大可小的世界，不过是走完一次难及百年的过场，甚至带不走一路上任何的珍贵——请原谅我对生命如此的倚重。

世界是方的，也是圆的，是黑白的，也是迷彩的，眨眼之间，或许就成了另外一道风景；而造物偏偏给了我们可以用来感知的大部分——我们知道果冻的软腻，知道辣椒的浓烈，知道山群的广袤，知道歌声的温婉……由此我们又萌生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我们有了想望，有了对未来的期许，我们许诺了一个真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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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是我历来提倡人要见多识广的根本所在，仿佛成了一种使命，一种“必须为”的默契。人贵在知，当然是一句箴言，践行与否，便可称为一种涵养。三岁小儿尚不具备基础的认知，为时尚早；不惑之日又仿佛自认看透了世事，大抵是无法劝，也劝不动的；古稀之辈早早知晓了天命，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如此一来，青年人便无愧为最应当有此种涵养的群体，我曾在《对青年几点真诚的期许》里写道：年轻者，青年也；如初生之日，又如初起之风，未尝经霜雨，最宜享难也。吾辈不失为世上最具生命力的群体，我们彼此的胸膛里积聚着一股股亟待爆发的力量，而见识常常是我们最佳的指路人，它能给予我们施展拳脚的底气，像一位现代化的哲人，指代着一个鲜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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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听见同学们之于一场普通的电影、一句尚不明真假是非的论断亦或是一则并不怎么撼动人心的新闻发出十分惊诧的赞叹声、惊诧声，便发觉我辈如今对见识的“要求”愈发地低下去了，须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我们来讲不失为一种极大的嘲讽，倘使只将算计出一道艰深刻薄的习题或是做成一张满分卷奉为主流，那我们倒不如都学做那疯癫的范进先生去。对此李太白曾在《嘲鲁儒》里嘲笑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着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其实就是讲一读死书之人穷其一生将五经里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有人向他请教治国之策，他却茫茫然不知所措，活像一个披满一身学问大衣的哑巴，自是无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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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是得以同时调动我们的各个感官以及思想的见识，即真的见识，而若真的获得，则必有一点大前提——“求知欲”。此求知欲非彼求知欲，此“求知欲”富于针对，并非泛泛而指。讲的通俗一点便是依照你的心愿去求得这个知识，你要如其喜欢它，好比你十分厌烦那雨天，却在无意间知晓了雨的形成，这在于许多尚不知晓的人兴许是大见识，但你并不感冒，你得到了却要将它烂在肠子里，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请它出来，这便又不能称作见识。但若是个打小痴于气象的朋友知晓了，他也许自此发生了变故，要搂着一本《雨儿是怎样炼成的》彻夜攻读完毕，便又称得上见识了。这差异的制造者即是我所谓的“求知欲”。

我有几个早早进了工厂打工的同学，他们时常抱怨生活简直索然无味，整日整夜盯着一个机器来回地运作，实在苦恼。如此便是失去了最根本的“求知欲”，殊不知工厂里有多少饶有趣味的玩意儿！生活本身可以无聊至极，而我们要会找乐子，从一种景致、一种相貌、一种语言里汲取兴趣的踪影。若讲得浪漫些，则仿若一位静处于闹巷间的老者正怀着深邃的目光待你去仔细攀谈，那么你要用情地等待，用心的寻找，直到你“蓦然回首”的一刹那，发现那位老者正在“灯火阑珊处”冲你招手微笑。

关乎见识这个问题，我这里僭引余秋雨先生一句不怎么相干的话：空虚的傲然傲然到了天际。不错，见识一广便容易狂妄，这是人的通性——学问做的越深刻越是张扬跋扈。因而我们有一个极平常的现象，出过国的常看不起没出过国的，城里人常看不起农村人。但我这里实在讲不出孰是孰非，或讲摒弃此种思想的法子我至今找不见，也许本不该反对人以群分的形态。李敖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大师，但他自许天下第一，此种狂傲尚且无从排遣，何尝普通之人？见识不等同于学问，那么一个有见识的人也不等同于学问家，因而除却见识本身之重要性，它的一些不可回避却又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不必太过认真。

见识总是与日俱增、与时俱进，我们每日每夜清醒时的所作所为、所念所感统统都是见识，它不必要，却又仿佛无所不在，甚至肆意游走于我们的意念之外，以至于我们往往后知后觉却无法刻意而为。但若仅是这样，又尚不足以，须知这见识自是隐隐行过了我们的头脑，但其中的奥妙我们并不发觉，它更多的是受了冷遇，默默潜沉在深层的脑海间，然后随着大潮来去，渐渐淡到了远方，于是这宝贝丢了，再要找回来便成了大海捞针，为时晚矣。我们切莫学胡适之笔下的“差不多先生”，之于每天的见识，当尽量地抓住，尽量地回味，而后将它置于思想的境地，它便有了真意义，真可为你所骄傲。思之想之的时间是要挤的——信步之时、忙罢之时、将息之时……人人有生计，一位不满月的孩子尚有牙牙学语的大事，又何况我们——我们大好的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