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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那边的水果摊怎么没有了?”

“可能是人民医院搬走了，水果摊的生意不好，所以不开了吧。”

妈妈带我去看大姨，我又踏上了这条街。

曾经的街道那么热闹，叫卖声、吆喝声、喇叭声此起彼伏，我骑着车在人流中穿梭过，短短几百米，骑上七八分钟，还得倍加小心，稍不留神就会碰到行人。可如今门庭冷落，连记忆中那个偌大的水果摊也找不到了，只留下以前摊前的那棵歪脖子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活像一个被遗弃的老人。

搬离老房子已有六七年之久，儿时的记忆也不断被时间冲刷渐净。只是我对于老房子前那条热闹的街道和那个水果摊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在那个水果摊前度过无数个下午。那时候，论最亲的人，除了爸妈，就是将我从出生一直带至7岁的保姆了，我喊她作“大姨”。大姨是我家老房子的邻居，水果摊就在老房子门前的街道，是大姨的弟弟和弟媳开的。所以，下午爸妈上班了，大姨经常带着我在那个水果摊玩，从牙牙学语一直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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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摊，偌大的案板被分割成整齐划一的格子，里面叠放着各式各样的水果，码成一座座小金字塔，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错杂着摆放，再加上水果散发的幽香，诱惑着行人。案板下面是一个个装满水果的塑料筐，夏天还会在两侧堆上西瓜，门前安置一个装满冰淇淋的大冰柜，冬天摊前又换上一捆捆长长的红皮甘蔗。春节一过，摊前还会兼卖各式各样的花灯，小孩子们会不由自主地往摊前凑。

大姨的弟媳是一个肥肥胖胖的女人，很会做生意，总是笑容可掬地应对客人的讨价还价，但她男人的脾气不大好，常常被女人支到旁边，专干力气活。

到了水果摊，大姨总是和她的弟弟、弟媳有聊不完的家常，而我时常蹲在摊前的歪脖子树下，看着地上的小虫子爬来爬去、打斗争夺，还傻呵呵地笑，可小虫子常常觉得表演累了，便钻进一道道地缝中，不见了踪影，不再陪我玩了。我只好钻到案板下去研究塑料筐中各式各样的水果，翻来覆去看半天，有时咬上一口，果皮涩嘴的，便随手一扔，“骨碌碌”滚出老远，惊动了大姨和她弟媳，都交口称赞这个孩子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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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没有生意的时候，水果摊成了早教班，“红苹果——黄香蕉——，小橘子——大西瓜—— ”“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三个苹果……”都说孩子的记忆短暂，难怪我那时候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水果的颜色，数着苹果的个数，也许我就是在水果摊上学会了辨别颜色和数数。

每次去水果摊，胖摊主毫不吝啬，都会给我一个水果，有时是苹果，有时是香蕉，夏天还有一片西瓜或者一个冰淇淋，冬天我也曾让甘蔗划破过嘴角。春节后的花灯，我总是能最先玩个遍，即使糟蹋了一两个，大姨也只是吓吓我而已。记得胖摊主说有个可爱的小子在，生意都会好一些。隔三差五，有个把乞丐光顾那个水果摊，也没看到胖摊主冷脸对待，都会给上一两个水果，虽说不太新鲜，但绝没有腐坏的。连大姨的那个脾气不好的弟弟对乞丐都很和善，常会给个一元的硬币，用他的话说“有钱人涩抠，没钱人可怜”，水果摊处处透着温情和气。

傍晚爸妈下班回家，接我时也常买点水果，可以说七岁前家里的水果都是在那个水果摊买的。后来因为我上学搬了家，离得远了，大姨也不再带我了。一开始妈妈还会偶尔带着我回去看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增加，越去越少了，一转眼快十年了。

我眼中搜寻着记忆中的水果摊，可是没有了，只有歪脖子树还在。前面转弯就是大姨家了，我把思绪收回，不禁微微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