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在美国从高中读到大学，不擅中文，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闻一多戏谑地呼叶为“二毛子”，意思是指叶精通洋文而不懂国故。叶虽不以为忤，然猛力进修中国文学艺术，不久即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

黄宾虹住杭州栖霞岭。有一次，他的小孙子和另一个小孩捉到一只螳螂，送到老人画室中。老人正作画，看到孩子们送小虫来，立即放下画笔，与孩子们玩起来。老人张开无牙的口，非常天真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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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忆小时候外祖母的身教言教，吃饭时，外祖母不止一次地教训何：菜肉能吃尽管吃，但总要把一块红烧肉留到碗底最后一口吃，这样老来才不会吃苦。何说：“有哪位国学大师能更好地使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脑海里，渗进华夏文化最基本的深层敬始慎终的忧患意识呢？”

梁实秋年轻时去看梁启超，正好碰到某位大官来访，梁实秋起身就要告辞，梁启超说：“别走，我们再谈。”将大官晾在室外，独与梁实秋长谈。1951年，在台湾，一位文学后辈去看梁实秋，谈不了几句，铃声突然大作，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来访。这位后辈马上想走，梁先生让他按兵不动，反而出去请部长在外面稍候，一候就是四五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