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段故事：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困难时期，上级机关给188军队医院的几个党外专家发了两斤黄豆一斤豆油，以补充营养，而院长、政委等领导却没份。许多人愤愤不平，或牢骚满腹，或冷嘲热讽。院长傅子刚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说这些专家贡献大，担子重，付出多，是医院的宝贝，应该给予特殊照顾。专家们感到组织上的关怀，也拼命工作，或出版在全国有影响的医学专著，或研制野战手术车，或主动请缨到福建前线参战，或谢绝大城市医院的调动，自愿留在条件相对艰苦的188医院。在他们的带动下，医院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些单位的情况，由于领导干部的先人后己、高风亮节，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但人心顺畅，氛围和谐，为人才创造了一个发挥特长的良好环境。

以一曲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成名的冼星海有一怪癖，就是保证他吃鸡吃糖才能作曲。他是南方人，留法6年，洋学生出身，到延安后，住窑洞倒还没什么，最受不了的是吃小米，“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吃一碗就吃不了”，因此长期营养不良。为了创作《黄河大合唱》，他要保证自己的体力和精力充沛，因考虑到延安吃鸡不易，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领导慨然允许，派诗人光未然去落实。他求爷爷告奶奶，经过有关部门特批，好不容易买了两斤白糖。1939年3月26日，冼星海开始工作，他盘腿炕前，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连续干了6天6夜，这部中华民族音乐史上的伟大作品终于问世。后来，有关负责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两斤白糖换来个（《黄河大合唱》，太值了！试想，如果当年对冼星海的“特殊要求”不予理会，或者指责他搞特殊化，批评他“臭毛病”，《黄河大合唱》还能诞生吗？即便勉强出世，会是现在这个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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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住小洋楼，拿高工资，还有专职助手、护士长期服务，小轿车随叫随到，每天还特供一斤牛奶，比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的待遇还高。有一次，陶铸到中山大学开座谈会，一些人就在会上提到这个问题，意见颇大，认为陈寅恪干活儿不多，待遇太高，要求取消陈寅恪的特殊待遇。陶铸回答说：“过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有车有鱼，难道我们连一个陈寅恪也养不起吗？你们谁有陈寅恪一半的学问，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可以说，如果没有陶铸的关心，陈寅恪的后半辈子不会那么舒心，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学术成果。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是值得这样特殊关照的，作为“教授中的教授”，百年难遇的“读书种子”，他是国宝，国民党撤退大陆时还曾专门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他有享受特殊待遇的资格。

平心而论，两斤黄豆一斤豆油，两斤白糖一斤牛奶，的确算不了什么，即便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但它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和厚爱，体现了对知识和创造性劳动的肯定与鼓励，体现了领导者礼贤下士的宽阔襟怀和恢弘度量。两斤白糖，如果给了别人，顶多是增加一些营养而已，而给了冼星海，就有了传世的伟大作品；一瓶牛奶，别人喝了，固然也有补充蛋白质维生素的意义，而给了陈寅恪，他就能给你弄出点令人惊艳的东西来，譬如《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似有些夸张，可操作性不强，但“士为知己者干”，却是亘古不变的硬道理。所谓“知己”，不仅是心理的理解和共鸣，也包括物质的支持和关爱，而舒心温暖的环境肯定会大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工作效率。因而，那些老是埋怨留不住人才、人才不好好干的老板、领导、头头儿，不妨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营造一个感情留人、待遇拴人、事业吸引人的小环境，你的“两斤白糖、一斤牛奶”，是统统自己享用了，还是给人才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