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胡兰畦与国共两党许多名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一位传奇女性。茅盾小说《虹》中所描写的成都“五四”新女性“梅女士”，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塑造的。胡兰畦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为高尔基守过灵，并在抗战期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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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婚到走上革命道路

　　胡兰畦，1901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成都酱园公所街一胡姓世家。祖上胡大海曾是明代开国功臣，其父是袍哥大爷，崇奉以义气相尚，一直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1921年，胡兰畦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被父亲许配给表哥杨固之。杨固之是一个势利商人，胡兰畦不喜欢他，便只身从成都逃到川南泸州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胡兰畦长得非常漂亮，四川军阀杨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遭到拒绝。著名作家茅盾的女友秦德君把胡兰畦的故事讲给茅盾听，茅盾很感兴趣，把它写入了自己的小说《虹》中。不久，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读书。

　　1923年春，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写出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四川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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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团、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何香凝与宋庆龄对胡兰畦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称得上是她的引路人和保护神。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前线，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女生队。在此，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

　　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垂下头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但是无果而终。

　　不久，胡兰畦的丈夫陈梦云以及曾任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范英士也到了武汉。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汪精卫也蠢蠢欲动，悍然解散了武汉中央军校。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1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9年，她被蒋介石亲自点名驱逐出江西省。是年，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经成仿吾介绍，胡兰畦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成为中共党员。

　　坐过纳粹法西斯的监狱

　　1931年，胡兰畦陪同宋庆龄回国参加宋庆龄母亲的葬礼。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和陈翰笙的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当时，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猖獗，日本已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为了团结更多的留学生抗日救亡，旅德华侨和留学生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胡兰畦任主席，成员有王炳南、江隆基、程琪英、刘思慕等人。

　　当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受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控制，他们力图把抗日救国纳入拥蒋反共的轨道。其中的共产党成员，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人的影响，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理解不够，以极左的宗派情绪对待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散布流言蜚语。他们把宋庆龄和十九路军将领都看成是“中间派”——而所有“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表现进步，最具“欺骗性”。有一段时期，他们禁止党员同宋庆龄及冯玉祥等反蒋将领有任何接触。在这种背景下，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

　　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活动。

　　1932年12月，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畦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德共国会议员玛丽亚·爱塞，二人从此结识。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工作人员费茨·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获释。

　　由于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才得以暂留德国。不久，胡兰畦再度被驱逐出境。离开德国以后，胡兰畦迫于生计，在巴黎一家犹太人办的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回忆录片断《在德国女牢中》，陆续在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胡兰畦的文章以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1934年，她参加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还在会上作了即席演讲，讲述了她遭受希特勒残酷迫害的经历。高尔基深为感动，当即请在座的苏联副总理兼外长设法挽留胡兰畦，她因此留在苏联写作。高尔基在举行的小型家宴上，向其他苏联文学艺术家介绍胡兰畦时，称赞她“这是一个真正的人”！

　　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1935年，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委托，前往香港从事抗日统战工作。目睹日寇的烧杀淫掠，胡兰畦非常气愤，她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了10个女青年。1937年10月5日，胡兰畦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何香凝问大家：“上前线随时有生命危险，你们怕不怕？”团员们齐声回答：“不怕！”何香凝见大家决心这样大，非常高兴，她勉励女兵们到军中要好好工作，为抗日的士兵和民众服务。

　　胡兰畦率服务团在各战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和战地救护工作。在松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东林寺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制高点，我方一个排守卫在这里。在敌人的轮番进攻下，我方士兵大多伤亡，只剩下排长胡玉政和班长潘玉林两个人了。最后敌人冲进庙里来了，胡玉政的子弹也用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玉政抓起一把铁锹，对着一个敌军官的脑袋，用力猛砍，敌军官立即倒地。敌军官一倒，其余日寇吓得回头就跑。班长潘玉林从后边连发几枪，又打死了几个敌兵。就这样，他们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猛攻，坚守住了东林寺阵地。胡兰畦将这个英勇杀敌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撤离上海，其后辗转于八个省的抗日前线从事抗战宣传，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8年初，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项英、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在南昌组建新四军。党组织决定在服务团中建立一个党支部，原来的9个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支部由陈毅直接领导，不与地方党发生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胡兰畦与陈毅已经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彼此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胡兰畦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也提到了与陈梦云离婚的情况。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党证，你的党组织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939年夏，胡兰畦来到陪都重庆。不久，蒋介石给胡兰畦发了一个委任状，任命她为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并派她到第三、六、九战区工作。她利用这个特殊身份，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7年6月，国民党的报纸用触目惊心的大幅标题刊登“陈毅阵亡”、“陈毅毙命”，还用大幅版面详细描述“陈毅追悼会”的经过。胡兰畦得知后十分伤感，后来她又接到陈毅父母来信询问，便决心赡养二老，把成都东门外的一处果园、田地、房屋，全部给二老作养老之用。

　　建国之后受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胡兰畦过去在国内外与国共两党众多高级人物的复杂关系，使她受到了误解。但胡兰畦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按照党章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按照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主动地去做党员应做的事。

　　50年代初，胡兰畦打听到陈毅在上海担任市长，就来到上海找到他，谈了自己的情况。当时胡兰畦还没有恢复党籍，但陈毅相信她，给她写了封介绍信，介绍她到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后来，胡兰畦担任北京工业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总务处处长，主要办理学生伙食。

　　由于胡兰畦的复杂经历，在建国以后，她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三反”、“五反”时，她被揪了出来，被指责贪污了学生的伙食费，是贪污分子。“反胡风运动”时，她又被打成“胡风分子”。后查无实证，被平反。1957年反右斗争中，胡兰畦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改造中，她学会了烧窑，学会了各种农活；她还自学针灸医术，劳动之余，替当地农民治病，受到农民的敬爱和欢迎。

　　1975年，退休后的胡兰畦主动要求回四川养老。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此时她没有忘记别人的冤假错案，积极为一些同志的冤假错案奔走，为一些含冤而死的人呼吁，尽自己的所能，找材料做证明。胡兰畦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为四川老龄事业奔走，她看到一些老年人，特别是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儿女不赡养，还受到媳妇的虐待，她以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有关领导谈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提建议；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又向大会提提案，并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要求将老人组织起来，开展多样化的有益活动，并建议建立老年康乐园。邓小平很支持胡兰畦的意见，将信转给国务院有关部门，使四川的老年事业得到中央、省有关领导的支持。胡兰畦与其他热心老年事业的同志一起，先后办起了老年大学、老年康乐园。康乐园内有八十多个床位，将无依无靠的老人收进康乐园住。为“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尽到了她应尽的责任。

　　胡兰畦革命一生，两袖清风。她说：“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