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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中，“寂寞”一词总是如影随形的出现，寂寞的来源从他的生活中处处缠绕而来，今非昔比的寂寞，如“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总之，“偏苦于不能忘记。”不吐不快，而又惶恐抒发己心后无人问津的寂寞，如“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含着莫大的犹豫迟疑，对公众未知反映的恐惧。长期寂寞惯了的后遗症。

这种知识分子的寂寞广泛的表现于他笔下的人物之中，从悲观执着的魏连殳终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积极活跃的吕纬甫渐渐沦为世间一个模模糊糊，泯然众人的影子。这些跌跌撞撞的人物在四周如冷壁一样的时代起起伏伏，与庸众不同，与当权者不同，也许在未来，还会与起初意气风发的自己不同。实是知识分子难言的苦衷。

以至于后来这种寂寞竟逐渐成了他笔下斗士的一种习惯，习惯了独行，《长明灯》里那个执意要熄灭长明灯的“他”总是在强调“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这里，所谓独行是拒绝“他”的反对者。

在自序中，鲁迅也曾感慨，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传染给和他年轻时一样做着好梦的年轻人，这里，确实拒绝任何的追随。

于是，忽而有了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对孟小冬说，谁也不能毁了梅兰芳的孤独。同样，倘若是毁了鲁迅这份寂寞，恐怕也不会有《呐喊》。这份寂寞是他长期压抑在自己的无聊与哀伤中，又如寒风砭骨，屡屡催促着他去打破这个沉默的时代。“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因为寂寞而无言，亦因为寂寞而想要一吐为快。

在开与不开口的犹豫后，继而呈现的即是鲁迅作品中是他对现状的某种顾虑与挣扎，包含着对旧时代的厌恶和妥协，一方面在揭露，一方面又麻醉着自己使自己沉入国民之中。这种矛盾的冲撞在其早期的小说中流露的较多。

这样的带些纠结的挣扎隐约可从《端午节》中窥得一二：“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错的不是当时的个体，而是个体行事方式的定位，当兵的欺压车夫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某种现象，似乎已成为职业的天性，不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自然而然的承受着这样的事实，如同文中的“只要地位不至于动摇，他绝不开一开口”，其实细想之下，鲁迅早年独自一人抄拓碑时，面对这样一个铁屋子，也曾经抱有不开口的想法，对身边的种种，也仅仅是如方玄绰一般有感慨而无行动，深以为自己无力去唤醒，深以为大而激进的变动在中国行之不通，深以为自己不是一个振臂高呼而应者如云的英雄，他恐惧所谓“叫喊于人生之中，而无生人之反应既无赞同，也无反对，如置无边无际的荒原”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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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中国人的自大是一种合群的自大，而他自己恐怕也同样经历过，因为一个念想，唯有在心中百般徘徊，百般自问，才能流畅的舒展于文字，而那些进入他眼中形形色色的人，不同于童年的萧瑟的故乡，终于来到的了纸上，他笔下有太多麻木与生活而不自知的人物，而方玄绰似乎又与他们有着一丝的不同，这个小人物虽然亦瑟缩在当时社会的既定规则之中，但却曾经愤愤不平，也曾经认识到“易地则皆然”，在麻木的同时认识到了麻木的存在的现象。

我们在写过去的自己的时候，尤其是难过的岁月，看着原先的自己这样袒露在如今的我们的笔下，慨然是一定会有的，同样也会欣慰那只是过去，而如今毕竟有一些改变。鲁迅在塑造他时，想必从中窥得自己当年的影子，而自己已然和那个“清高守规”的方玄绰大有不同了。他完成了方玄绰未达成的转变。

鲁迅他当然是一个战士，一个时代的匕首，但同样也是一个在平凡不过的凡人，有着自己的胆怯和忧郁，也正是这种种，让他的作品不是一味的偏激和讽刺，似似有常人的无奈与怜悯。并不是一开始，周树人就是鲁迅，他的锋利固然出挑，而锋利之前的暂时的驽钝却更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