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前老子后娘家庭，加之家大口多，难免是是非非。极端的贫困使得普通的人变得严酷。因为一块馒头，一碗稀饭都会引起大的风波。所有这些都会像一股寒风，伤害着她本该需要温暖的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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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事的哥姐在别人的挑唆下经常背地里欺辱我们，但母亲总是训我和小弟，袒护着哥姐。既就是这样，年幼的哥姐还是处处与她作对，而母亲对他们总是忍让迁就。她的苦处无处诉说表白，苦水只能往肚子咽。她常说我们家苦瓜结在一条藤上，却同室操戈，同苦煎熬。她的苦心直到哥姐成家后才体谅到了。当母亲去世后，他们呼天抢地，泣涕横流。母爱的阳光，只有失去时，才懂得了她的伟大。家乡有一种毛牙的草，百般践踏而不倒，牛羊啃咬而复生，冬枯春发，装扮大地。即使枯黄了，也根根竖立，绝无衰败的景象。母亲常说：我就像这草，冬天死一回，春天活一回。母亲的病是伤寒根子，秋风下来就重了，一上冬更是病得厉害。夏季，母亲总是偷空早早赶制棉衣，刚一立秋就早早背上臃肿的棉衣。既就是这样，流感总是毫无例外地第一个击倒她。但生活不能停顿，牛在圈里饿得哞哞地叫，我们兄弟散学回来手足无措，母亲一病，就是平日和她形影不离的猫也失去了精神卧在她身边。于是母亲挣扎着从卧病的炕上艰难地下来，勉强弄点吃的。打发我们上学。她挣扎着买或赊回大包大包的中药，用两块断砖支了药锅，煎了一碗碗黑而苦的药汁，皱着眉头艰难的吞咽着。裹着这廉价的草药和针剂延续着让她痛不欲生的身体。我现在才知道，她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儿女。对她来说，活着太不容易。她不止一次说村里的某人享福去了，我总是反驳她：人死了怎么能享福。

我总忘不了母亲在夏夜里的油灯下忙着为我们纳布鞋，缝棉衣的一幕。如豆的油灯为母亲镀上一层圣洁的柔和的光辉。缝衣针在布上微微一响，接下来是母亲的一只弱手扯着线绳嗞嗞作响。听着这些响声，我们总觉得特安全，于是在夜鸟的叫声中甜甜的酣睡了。漫长的冬夜，母亲总是彻夜不眠，猛烈的咳嗽袭击着她，阵阵的哮喘扼住了她的咽喉，顿扯着她的微弱的呼吸。母亲弯着腰伏在被子上，喉间嘶嘶作响。清冷的月辉透过高窗，洒下一地寒霜。枯枝杈桠的老树上，鹚鹪和猫头鹰瘆人的叫声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头皮发紧。听老人们说：那都是不祥的鸟，它在谁家们前叫，谁家就要遭丧事。在我们幼小的心里，这死亡的使者悄悄地潜来，在寒夜扯起荒凉恐怖的调子发出老妪痛哭般的叫声，让我们非常不安。父亲如果在，总是放炮仗赶跑它。过年的时候，正值隆冬，母亲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但每逢二十三，她总是挣扎着吞几口药，强打精神，蒸馒头，发年糕，我们兄弟帮着拉风箱，递东西。当冰冷的灶膛有红彤彤的火苗窜起，锅里有热气在冒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了过年的快乐。可是母亲总是得扶着案头锅台才能挪动她的身体。当我们和别的孩子一样能享受到过年的乐趣时，我们哪里能体会到母亲是付出了和别的母亲多么不一样的努力！

2004年舅爷与世长辞，2005年舅奶驾鹤西去。2006年腊月十六年关将近，母亲因心力衰竭，医治无效，永远离我们而去。她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五十七岁的生命历程，在最后一刻，她的心还在挂牵着千里之外的小弟。这五十七年对她来说实在是太长太长了。当我送她住院时，她泰然地说没用的，你不要犟，放我走吧，不要再挽留我了。你们已经大了，好好活你们的人吧，就让我享福去吧。当我们发现母亲甚至还替我们拉好跪丧的草垫时，还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双布鞋时，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母亲，我们为你做得太少了，亏欠你得太多了。母亲的太阳落山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悔和恨。有母亲的家才是真正的家，才是值得思念的地方，你去了，老家就没了。

母亲坟头的草枯了，又青了。草枯了，有绿的时候，母亲却永远离我们去了。三年间总想为母亲写些什么，每每展纸握笔，一坐半晌，却不能写出一个字。我就想：据说文字能惊天地，泣鬼神。在母亲和苦难面前苍白呆板。而立之年的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是母亲用残病身体担负了本不能担负的生活之重；需要别人照顾的母亲却照顾着健康的儿女直至成人。我们甚至没能为母亲熬过那怕一服药，烧过一口开水，点过一次热炕。当我们衣帽整齐地走在上学的路上，嬉戏在阳光下时没人会知道我们家里是一个病入膏盲的妈妈。我百思不得其解,母亲的弱手怎么能把鞋子做得硬棒的像木鞋。母亲一生疾病缠身，我们兄弟却茁壮健康，不能不说这是母爱的奇迹。我知道是母爱才让母亲的生命之光在疾病恶魔的攻击下得以延续。我明白，母亲即使是只有一口气在喘也是以让她的儿女温暖如春。站在母恩的山下，我们永远是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