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不幸，乃是中国文坛的大幸，在坎坷的仕途上，他们被贬至偏远的 荒凉之地。却在文化的荒地上，开拓了一方天地，开辟了一条——文化苦旅

——题记

贬官文化，看到这个题目，心头不禁沉重了些，一方面是因为其厚实的文化背景令我不堪负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文化背后的坎坷令我倍感压抑。

不妨先引用余秋雨先生的一段话:

“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 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

这便是贬官文化了，包含着文人骚客多少的辛酸无奈，有政治抱负却无以施展，怀一腔热血却惨遭冷遇。于是，宏伟的志向沦为了无的之矢;赤胆忠心化做空怀一身惆怅，这样的境遇，文人们各自有各自的释怀：

洒脱者之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无畏者之如子厚：“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大义者之如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气者之如东坡：“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他们的不幸造就了文坛的大幸;他们的坎坷，成就了文坛的辉煌。

十年寒窗的书生，一身正气。哪里懂得官场险恶，明争暗斗?于是乎，与社会交手不足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

招拿利亩必日获怕误杨立堆黑哲宣府高倾抓渔山启季宪电建地堂维彼孟纵量缓江典坦绝入悬按性觉迟象藏公水宋领璃白倍它险营龄素典洛街规弄倒股滴尖线凸肯是守好朝渡

也许是文人骨子里那点墨水没了施展的地方，于是寄情与山水，抒愁于笔墨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方式。不知道着算不算是死要面子，文人们总喜欢把官场不得志美化成“不屑于与朝廷为伍”，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乍一听是多么的洒脱，多么的超然物外。可是回想起当年“仰天长啸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 豪言壮语，不免令我们挂起一丝苦笑，再听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理想，不禁感叹到：这真的是洒脱么?这不过是壮志难酬后给自我的一点安慰罢了。诚然，在历史上李白没有被贬，可在我看来他是被贬了他是被“自己贬了”他在别人没有对他不利前淡出了这争权夺利的混世，然而余秋雨先生说得好：“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里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华人文结构中的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确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好一个自卫和自慰，在我看来，中国的文人和文官应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文官懂得在混沌的官场中权衡利弊，像魏征，房玄龄之类的上书房行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官，而杜甫，白居易之类，或过于激进，缺乏官场经验;或年轻气盛，欠缺政治手腕。于是历史上便留下了“乌台诗案”“僭越言事”，在西湖边留下了长长的苏堤和白堤，他们终究不是政客的对手，被贬了官职，只好凭着文人的天性，发点牢骚。

可就是这点“牢骚”，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正因为一次次的贬官，中华文坛上才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吟风弄月。才有了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怀古伤今，以抒其愤。

尽管文人内心中的那点小九九暴露了“贬官文化”中“浓重的霉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社会现实所迫亦是造就“贬官文化”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央集权把一个个文弱书生搞的狼狈不堪。更有甚者焚书坑儒，文字狱，令文人闻之色变，言谨行慎。历代君王也许也有几个造就太平盛世的，可是加固皇权的步伐 却从未停止过。秦始皇一统天下，开灵渠，修长城，统一度量衡。可是有谁看到长城下的白骨?汉唐盛世时，又有谁预见了安史之乱的烽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最后受苦的往往是百姓：朝代兴，兴建设施苦的总是人民;朝代衰，焚河屠城害得还是人民。可人民往往是最无辜的。

也许是文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们愤然拿起了笔墨，欲以此激浊扬清。然而文人们终究是太嫩了，往往沦为政治，军事，阴谋，圈套，争取夺利的牺牲品。如果把官场比喻成一个僵硬的机器的话，在这台惨无人性的机器里，充斥着狡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而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碾成粉末。尽管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含沙射影绵里藏针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往往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摧残的都是意志。

于是，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文人内心的无奈，便构成了这独特的“贬官文化”

这条文化之旅，虽然走得艰难，却也前赴后继地曲曲折折走了五千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贬官文化的大写意，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