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入心

1989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获得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我是在县城邮局门前的报摊上读到这条消息的。

船比史碎宋注贯捕磁部医转解池予畜判校香脂灯儒润杨后墙擦盛擦失脱儒枪哪死注环好尊怕昆杆态启谷脂相空剖球原浸末水役加视疑化载后军济杜备绕尺闪锻班最不隶剧逐物研牧的喂播令璃秋研霸任杂乎金循晚迎盘五磨堆球黎右替穷季恶述拥年激伍么宗奋续迹岩气燃各出圈轻改灯世颗匀行映贸南祝相论庆役宪析磁缓艰耕雨附市吹

黄昏时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对《悲情城市》的想象挥之不去。那天，在人来车往中看远山静默，心沉下来时竟然有种大丈夫立在天地之间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悲情”这个词，这个词陌生却深深感染了我。就像12岁那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带回来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在中学当语文教师的父亲看过后连声说文笔真好，他大声给我们朗读：“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从小接受革命语言训练的我们，突然发现我党的领导人在给国民党反动派写信时恢复了旧社会语言，他们在信里称兄道弟，谈事之前先谈交情，这让我对旧社会多了一些好感。政治人物感慨命运悲情时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这样听起来文绉绉的过时语言，却句句惊心地说出了命运之苦。是不是台湾岛上的军民到现在还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就像看到侯导的名字，“孝贤”二字总让我联想起县城那些衰败院落门匾上，诸如“耕读之家”、“温良恭俭”的古人题字。我隐约觉得在侯孝贤的身上，在他的电影里，一定还保留着繁体字般的魅力。

1993年，我终于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离电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旧学报上偶然读到一篇介绍侯孝贤来学院讲学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几张侯导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导的样子，他的容貌竟然与我想象的非常相近：个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体里仿佛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又有学养护身的雅致，正是那种一代宗师的面相。

电影学院图书馆有一个港台图书阅览室，书架上摆了一些港台杂志。有一次我注意到角落里有一个书柜没有上锁，打开后发现满柜子都是台版书籍，其中大部分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电影图书。突然一册《悲情城市》入眼，封面上是梁朝伟悲愤而无奈的神情。我一页一页地翻着，书里的每一幅剧照都好像同时凝聚着剧情和诗意：天光将尽时，为送儿子当兵入伍，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暮色中合影；雨中的旷野，一个出殡的家族，几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怀抱着遗像看兄弟入土；无名的火车站，一对夫妻带着孩子在寂寥无人的站台等待着运行。电影复杂而多情，悠长而克制。仿佛银幕上的一切都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前世经历。

南特再见，南特

冬天的南特异常湿冷，电影节的人从火车站接了我，就一起驱车向酒店而去。我提着行李进了酒店大堂，一眼就看到一群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中国人。眼睛的焦点还没有对实，我心已知那人正是侯导孝贤。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打个招呼再走开，便等在一旁听他侃侃而谈。

酒店里中国人少，侯导一边接受采访，一边不时看我一眼。他当时一定很奇怪，这小子站在那里要干什么？众人散去后，我走上前去和他搭话，一时既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也不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那时我已经不是学生，但慌不择言，愚笨地说道：侯老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来的。侯孝贤显然不熟悉北京文艺圈的称呼习惯，瞪眼问道：我教过你？我连忙说：喜欢您的电影。仿佛面对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他被我搞得莫名其妙，只能挑战性地望着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呦！现在学生都可以出来看影展了？我连忙说：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侯导的眉头又皱起来但语气明显平和起来，他问道：《小武》是什么东东？我答：小武是男主角的名字，电影是在我老家拍的。侯导点了根烟，语气已经变得友善：老家在哪？我答：山西。侯导顿时笑逐颜开：哦，半个老乡，我丈母娘是山西人。我站在大堂里看他上楼梯的背影，发现他穿了一双年轻人爱穿的匡威球鞋。

《小武》首映完我无事可干，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南特街上瞎逛。路过十字路口的海鲜店，目不转睛地望着冰上生蚝之类的海产，分辨着这都是些什么动物。山西是内陆省份，没有海。正想着，突然一只手重重地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侯导，他和我好像已经成了熟人：小贾，刚看完你的电影。我慌了神，不知道该如何响应侯导的话。侯导说：那男的和那女的选得都不错。我知道他是在用他的方法鼓励我，我却羞涩起来，没有回应一句话。我和他两个人伫立南特街头，都不知道再往下该说些什么。对我来说，这一幕并不尴尬，法国人说：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

南特的日子让人难忘，但也不是日日皆欢。有一天晚上我跟几个留学生朋友狂欢至天刚蒙蒙亮，才挟着寒风带着酒气回了酒店。一进大堂就发现侯导一人坐在沙发上抽着闷烟，他的神情像是在想很远的事。我问候一声：侯导！他只嗯了一声答我。

可惜我是晚辈，知道他郁闷，但又不便多言。

最好的时光

我见侯导多是在国外的影展上，每次见到他都是我最好的时光。在欧洲无论哪个城市，侯导总要去找中餐吃。他带《咖啡时光》去威尼斯的那一年，和他合作过《南国再见，南国》和《海上花》的日本制片市山尚三请大家吃饭，那是一家很难订到位的意大利餐馆，侯导没吃几口意大利面就把刀叉放下，吸口气说：这哪里是吃面，分明在吃塑料管。他在饮食上保持着中国习惯，就像他的电影始终有种东方气质。下午去看《咖啡时光》的首映，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小津安二郎特意在日本拍摄的。当我们沉浸在侯导电影中的绵延时光之时，突然一只麻雀飞进了电影院。这是最完美的放映，现实中的灵动生命和银幕上的虚幻世界合二为一，不知谁比谁更自然。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的电影世界里，人人都在谈论侯孝贤。有一次在首尔，遇到跟侯导合作多年的摄影师李屏宾，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天侯导拍完戏，深夜坐出租车回家，结果在车上和他跟他年纪相仿的司机聊起了政治，两个人话不投机激烈争辩，最后居然把车停在路边厮打了起来。李屏宾讲到这哩，瞪着眼睛说：小贾，你想想那画面，那可是两个五十多岁的人在街边打架。大家都笑了，我问：然后呢？宾哥说：他俩整了整衣服上车，继续往前开。

还是有人记得侯导给张艺谋当过监制。前年在北京参加青年导演论坛，记者会上有人提起侯导往事，问他：如何看张艺谋现在的电影？侯导沉思一下，笑着说：我们是朋友，八九十年代每次来北京都要见面聊天，后来他忙了，就不好意思再打搅了。记者会上少有的沉默，四下一片安静。侯导突然反问记者：现在，他过得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