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和墨都是当时的显学，由于墨翟曾经学于儒，所以墨家的许多观点是就儒学的弊端争锋相对的提出的。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比较一下儒墨二学的一些主张。首先是节葬和厚葬。节葬本是节用的外化，但在儒家的影响下，当时社会的厚葬已经成了风气。所以在《墨子》一书里单独成章了。

儒家强调死者为大，礼当厚葬。且要按照一定的礼节和等级来守孝。这一点主张几乎遭到了墨家和我们后面要说的道家的一致反对。道家反对的理由我们暂且先不说。看看《墨子》里对节葬是怎么说的：“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此乎？”（——《墨子·节葬》）可见墨子认为埋葬本身就已经是死者的归宿和“生存之道”。我们因当注重的是对死者的精神悼念。这种想法和节用一样可以促进生产力的预留，不过在当时乃至现在人们虽然理智上认可这一观点，但是从情感的角度上看来却又不愿意执行这样的行为，这是由于人性的忠孝观。我们都愿意为为了自己操劳了一生的父母花些钱来使得老人入土为安。那么节葬和厚葬是否就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思想呢？不见得。墨学讲究精神的悼念，儒学也讲究悼念，还讲求守孝。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我们能发现他们对死者的尊重和追念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与之相似的还有兼爱和仁爱。墨之兼爱是超越了主观精神的博爱理念。按着璟翎的话说来就是“世界上最博大的爱因该是无界的”（——《兼众爱》）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社会状态，就像马克思社会一样伟大。这也是超越了西学狭隘的人文主义的观念的观点。墨学的诞生标准着我国最早的人文主义思想早在春秋战国其实已经开始萌芽。但是它的可行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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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当时的战乱之下，自己尚且难以保全又何谈兼爱呢？不过正是这种兼爱为墨子的另一注重非攻埋下了伏笔。儒之仁爱则与之不同。它是出于：“礼”的爱某种程度说这是一种远远不如儒学的小爱，是狭隘的爱。但是他的可行性却更强。也正是对小爱的不断积累才能汇聚成墨家的兼爱的大爱。我们很清楚无论是兼爱还是仁爱都是一种美德的两个阶段，都是对人性的“仁”与“爱”的追求。这点上，他们的归宿与目的是一样的。儒学后来的发展也接受了墨学的兼爱作为最终目标，便有了《礼记》的大同社会。

墨学也接受了儒学的仁爱的一些特点，使得后期的墨学的兼爱的实用性也略有强调。最后要说的是“非攻”和“非战”。“非战”是我从孟子的“春秋无义战”的话语中所提炼的。孟子之所以认为春秋无义战。大概是由于无论正义与否，都要劳民伤财。对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都有坏处。但若真的兵临城下，你能不守吗？情义理智仁，无论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这就是非攻的合理所知。不用说非攻、非战都是从义字出发的不同结果罢了。说到底还是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