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庄子。从三个角度切入。

庄子与他所处的时代

庄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

“那是最美好的时期!那是最堕落的时期!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没有开化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深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人们直入天堂！人们直堕地狱！总而言之，那个时代与现在极其相似。以至于那时名噪一时的某些权威们坚持只用比较级中的最高级修辞形式对它进行评判，不论是好是坏。”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下了上面的那段文字，拜他所赐，同样的文字也适用于战国。在这一时期旧的行为准则已经被人类进化的车轮碾碎，新的行为准则在力量纷争中还没有确定。唯有不确定，国家、社会和人性才会放射出别样的光彩。感谢不确定，躁动不安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昔日的束缚开始漫天飞舞。多亏不确定，当今天回首往事，我们也可以欣慰地说一句：“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人曾经血脉喷张，肆无忌惮，精彩绝伦地生活过。”

如果说春秋还是对酒当歌，英雄几何的浪漫时代；那么战国就成了纯粹的功利时代，功利得血腥、无耻。这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社会，也是一个能让人施展才干的年代。春秋的百家争鸣到战国就成了百花齐放。各个流派从理论进到了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实干。文人不仅相轻，还要相害；文武双全，不如文武全才。

这时的周王朝已气息奄奄，靠着那点儿从姜太公那儿得到的神气儿苟延残喘，就像一个肺痨病人捧着九鼎不能承受之重。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群雄之间也兼并得差不多了，出现了很多跨流域的大国：秦、楚、齐、魏、燕、赵、韩。而春秋五霸的威名，也变成了七大国实实在在的兵势和战力。夹在这些大国股掌之间的，是一些甘当配角的小国。这些小国国君的祖先也都是王室宗亲，可到了现在，只能期盼别作了亡国之君。大国考虑的是怎么才能独霸天下，合纵好呢，还是连横。小国考虑的就是如何跟大国拉关系、套近乎，延缓灭亡的时间，多玩会儿。

在这些小国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当初周武王打败殷商后，把商殷的后裔发配到了豫鲁皖苏交界的地方，听着挺像个根据地的吧。这个根据地，就是“宋”。

据说宋人好夸耀，又愚蠢。这可能和商殷遗风有关系吧。要把帽子贩给从来头上就不戴东西的越人的是宋人，贱卖祖传护肤秘方的是宋人，分不清自己的小蜜哪个漂亮的还是宋人。于是在这个蠢人扎堆儿的地方，就走出了中国第一个自由主义的大游侠——庄周。

庄子的为人及其思想

我爱孔孟，而我尤爱庄生。

孔子熟，因而雍容和顺、简约含雅；孟子生，因而锋芒毕露，感情奔放；庄子真，因而高妙奇瑰，恣肆汪洋。庄子性情率真、胸襟博大。大如鲲鹏展翅击水三千里，拍风而上九重霄，邀游于碧海长空，不慕恋滚滚红尘；小如蝴蝶款款而飞，悠游自在，心之所适，行之所安。庄子有维护自由之心，故向往逍遥之游。名利荣华是生命枷锁，故弃之如敝屣；意识形态是思想羁绊，故坚决予以拒斥。他不为外物所拘。不为俗议所限，“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站者为友”，风流倜傥，潇洒快意，无怪乎千古文人莫不为之心醉。世人蔽于人欲而不知天道，争名夺利，乐生恶死，斤斤于是非之争，汲汲乎仁义之辩，最终避免不了人性的丧失。

庄子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于是他将自己对天道的体认，对天人之际的辩证，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化成先秦诸子第一流文章，中华学术第一等思想。其文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长风鼓窍，天语纶音，令人不知所自，叹为观止。若非意气相投、才气相匹，智力相当者，不足以与之俱游于《南华》（《庄子》一书被道教奉为《南华真经》）。因此，视野之宽狭，视力之高下，视域之深浅，是决定解读《庄子》成功与否的关键。

庄子与儒家之争

庄子之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彩纷呈。儒、墨、杨各领风骚，争吵也最激烈。而庄子则如幽谷百合，虽国色天香，但孤芳自赏，不与人争，人亦不与之争。庄子动手不动口，以木为纸，化刀为笔，力战儒墨。

在庄子看来，儒家是最大的对手，几乎整部庄子都在与孔子争论。这是因为他认定儒家学说最易惑众、最难对付。但是不是还出于南北对抗的分庭抗礼心态？庄子对儒家，尤其是对孔子的态度非常复杂，钦佩有之，褒扬有之，讥讽有之，贬抑有之，怒斥有之。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还是道相近而“术”不同？是水火不容，还是阴阳互斥？

“仁义”二字被视为儒家思想的标志，“道德”一词却是道家思想的精华。今天的“道德”被理解为一种德性和德行，被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如果某种伦理规范说：你应该这样做。而你果然这样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因而道德即伦理，人所皆知。但在先秦却不是这样。“道”意味着天道，“德”意味着有所得。人的“有所得”中最大的德便是一种符合适的生活。所以，由道而德，顺道而行，就是天人合一，人道与天道打通，人的生活道路获得了终极根据。天道作为体认的结果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怀疑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体认则超理性，属于信仰层面。因此，“天人合一”之德也是不可怀疑的，值得怀疑的倒是某种伦理规范：它究竟合不合道德？进而，也可以发问：某种社会设置、社会思潮，合不合道德？这是道家一切批评的出发点。

儒家先圣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所志之道亦是天道，由道德而“仁”却是孔子再三强调的。仁是天道无不为的一面，是爱人生民的大德，因而也应该是做人和治世的基本精神。孔子“仁”字不绝于口，却不执著仁的某一方面。儒家伦理可用两个字概括：礼和义。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体道的差异未必水火不容，但在如何得道、行道上便大相径庭。如果说二人在道体上是理一分殊，那么在道术上则是分庭抗礼。所以，如果说战国的王公诸侯、将相游仕是以血和火、利与欲去摧毁儒家所认定的古代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伦规范，那么

纹消腐史疑茶摆演更剂灰取放挑藏耗城塞固认党含钙遭免忠伟烂绳县天散猪私两田争基墙齿旁功陆基摆沿训路磁盘口啊赫索倒式少谬软围筒武烂业云腐其挥砂点超镜旱瓦铜羊赶怎鱼件脑霸夏勇配首沙括爸试旗挑冬养完苦士埃弟若赫区塘思首承来雨坐科皇门星央登散细最持围便八站值堂懂燃浸标幼队孟源警十置胜另鼓门去悟京鲜松芽水昆配巨

庄子则是以自己所认定的圣王理想去打破礼乐教化的儒家梦想。如果说孔子兼历史标准与天道理想标准于一身来评说和批判现实，那么庄子则仅以天道理想来批判一切现存的行为制度和学说。因而孔子中庸，庄子孤绝。庄子实际上把仁降格到规范层次。

第一，仁义不合人之自然本性。所谓自然本性，就是曲者不因弯钩而曲，直者不因准绳而直，圆的不因圆规，方的不因尺矩，粘在一起的也不因为胶和漆。天下万物皆自然而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各得其所而不知其所以得。

第二，仁义扰乱人心。“昔日黄帝始以仁义乱人之心，……到了禹、汤、文王的时候，天下大乱。下有夏桀、盗跖，上有曾参、史鱼，而儒墨并起，于是人们以喜怒之情相猜疑，以愚智之才相欺诈，以善与不善相非难，以荒诞与信实相讥讽，因而天下衰颓了。大德分歧，而性命之道散漫了。天下好智巧，而百姓好纠葛，于是以斧钺来制裁，用礼法来击杀，用肉刑来残害，天下纷纷大乱，罪在扰乱人心。”（《在宥》）

第三，仁义之道为盗贼之道提供了逻辑上的合法性。善人与不善人皆可得仁义之道而行事，但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难道不是因为圣人之利天地少而害天下也多吗？所以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胠箧》）

第四，仁义之道是大乱之本。“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仁义而制止战争，是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徐无鬼》）选贤任能是使百姓相互倾轧，任用智力会使百姓窃财盗国。二者皆不足以使民生丰厚。实际上，道家可以把社会问题归于其它任何学说。因为它们都提倡有为，而有所为是必有所不为，有所得则有所失，有所成则有所毁，只有自然无为才能无所失。只有死人才真无所为。

庄子与儒家之争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关注点不同。庄子法天，故圆；孔子法天务地，故圆而方。方是社会政治、礼乐教化，方之外是超越社会政治、礼乐教化，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也。具体地说，庄子式的方外是“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在个人逍遥的问题上，仁义之道不适宜的。比如“意而子”见许由，许由说：“尧教你什么了？”意而子说：“尧对我说：你一定要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许由说：“那你还来我这儿干什么？尧既然已经以仁义给你在脸上刺了字，已经用是非给你做了割鼻手术，你以后还想不想游于逍遥恣纵、无拘无束的境界啊！”（《大宗师》）意而子恐怕不行了。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庄子对孔子仁义之道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个人生命问题，而社会政治、社会教化次之。所以在批评中，庄子常常把仁降格到伦理规范层次，或仅作为天道的一个方面来批评，而孔子在理论上仁与规范衔接的不充分性，又为庄子提供了批评的口实。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命问题的解决要远远大于社会问题，前者的解决是解决后者的前提。当后者无法解决的时候，不妨撒手不管，而求个人逍遥。那庄子岂不是像“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来了？

那么庄子是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呢？不是。一个社会被称为良好的，只是因为它的制度和设置能够使每个人都可能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但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能代替个人生活，再好的社会也不可能没有人生的悲剧，而无论在任何社会，追求个人幸福是每个人唯一可能做到的，是天经地义的。庄子并不是在逃避社会，他只是想以完整的生命去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避免被卷入喧嚣和庸人自扰之中，不成为牺牲品。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都是荀子所说的“伪”。是以庄子不为。颜回对孔子说：“我有进步了。”孔子问：“怎么讲？”“我忘掉仁义了。”“可以，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怎么讲？”孔子问。“我忘掉礼乐了。”“可以，仍不够。”又过了几天，颜回说：“我有进步了。”“怎么讲？”“我坐忘了。”孔子大惊，问：“什么是坐忘”颜回说：“遗忘了我的肢体，抛却了我的聪明，离弃了身体，忘掉了知识，与大道融为一体，此之谓坐忘。”孔子叹道：“与万物一体便没有偏私了，参与万物的变化就无偏执了。你真是贤人啊！我只能从乎其后了。”（《大宗师》）这便是庄子的追求：道德之乡而不是仁义之道。如果不站在坐忘的境界、天道大通的视角来批评仁，只能落入各执一端的争论，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无是无非。

这就是庄子，一个逍遥于两千年前，却时至今日仍让我们无比怀恋，无比追思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