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晋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字逸少，琅邪王家杰出之代表。他于公元303年诞生于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但生命的大部分却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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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南渡后朝政之稳定，皆赖其力。当时有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史书上亦曾记载东晋建立甫初王导与皇帝共同接受大臣朝贺。可以想见其家族之煊赫。

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择女婿，“坦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他在当时是朝野看好的人物。

据史书记载，朝廷公卿看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却屡屡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至长史，晋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后来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即出自于他的这一番经历。

王羲之自幼酷爱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王旷善行、隶二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夫人名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以后王羲之渡江北游名山，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见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经观摩各家，博采众长，终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后来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

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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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

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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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书法长于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在汉魏质朴淳厚书风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造出一种妍美流便、雄逸俊雅的新书风。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誉为“书圣”。

另外，据史书记载，王羲之还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世说新语》里曾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这“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八字，即指其富赡的内心世界。

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王羲之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进一步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所有这些他都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晚年移居于剡之金庭（今浙江嵊州市金庭镇），与当时名士谢安等在此寄情山水，安度晚年，去世后即安葬于瀑布山下（史传此地为道家的洞天福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