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人，中国人，他做过治疗外科的医生，当过公费第一的穷学生，也在外国洗涮了半年多的脏盘子，即使成名后也依旧往来奔赴于火车站间，被当时的权贵笑成跳梁小丑。还是这么一个人，中国人，他给病人治病谋生时写了中国病情报告，就是后世著名的《致李鸿章书》，先后被福建巡抚、广东高官和大资本家盛宣怀传转到中央高层；他当穷学生时立志要振兴中华于是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成为我们如今历史教科书上的重大课题；他在外国边洗脏盘子边思考着旧中国的出路，回来后顺利接手了辛亥革命，顺便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以及叫嚣一世“宁与友邦，不给家奴”的清政府。后来，他成名了，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说要去修铁路。军阀们听说后转身笑他是“孙大炮”，大炮一声轰出百世不遇的孙国父。

当我们满怀复杂地说起这样一个人时，我们仍记得的只是他嘶声竭力的一句“欲使我中华四万万同胞从此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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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孙的一生划个十字号，我们便能看见他短暂的却又真挚灿烂的年华所行过的足迹。他出生得并不好，如司马迁的苦涩“吾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所以李鸿章骄傲如斯，将字字泣血的万言书扔进了垃圾桶中。他也非富贵子弟，仅靠哥哥的全力支持完成了学业。他几乎不认识什么权贵，才落魄得竟在欧美集资半年一无所获。他甚至是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中唯一一个没有兵的领袖，待匆匆成立了黄埔军校却不久离去人间。

但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从来不是靠出身、财富与权势就一言以定的。财富的漫长，长不过时间，你看一眼被战火摧残的颐和园就知道了。权势的强大，强不过人心。袁世凯妄图称帝众叛亲离的下场证明了这一点。至于出身，这简直是在当世就可以看见结果的，譬如溥仪。那么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可以令一人如鹤立鸡群般地托住时代，立于天地，开万世之太平。

先贤或许早已明示了我们，浪漫如康德，坦言“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长久地震撼我的心灵，一是我们头顶的星空，一是我们至高无上的道德”。是的，道德，和星空一般伟大灿烂的道德。少年沸腾的梦想，还有那经住水滴石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一种气度，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澎

湃与激昂。无关财富，无关地位，在时间的审判面前，我们都是赤裸的自然人。

回顾那个时代，而今忆去，檐前滴雨依旧，黄花开了又落。像叶梦得的“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真的除却山头烧红的流霞与北雁年复一年的南飞外，世人都已忘却了许多。身与名，利与势，纵横一方的军阀，北下挥师的将军，十里洋场的偎红倚翠，紫禁城的二度易主，在时光的无边瀚波中，沧海桑田，岁月轮转。曾经构成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人与事，如烟，如云，如一场梦般轻轻悄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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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给后人最珍重的，乃是一个落魄的人的生命轨迹。这恰似长长的火车旅行，穿过大漠，穿过森林，度过了千山万水的艰程，而我们在乎的，或者说时间在乎的，只是那沿途窗外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