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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伯苓开始投身教育，“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1919年，私立南开大学成立，作为私立学校，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办学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经费来源无从保障。这所后来闻名于世的大学就是靠张伯苓到处托钵化缘，一砖一瓦挣来的，缘于张伯苓懂得变通，如果没有他的变通，也就不会有今日的南开。他有一句名言：“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懂得变通，找钱办学，他找出了艺术。周旋于军、政、官、商各界人士之间，使南开不但维持下来，并且逐年都有发展。在抗战前30余年的发展中，张伯苓为南开募集数百万资金，仅南开大学资产就增长到近三百万银元。

张伯苓为创办南开学校，长达半个世纪，筹款何止千万，但他把自己的工薪降到比一般教授还低的水平，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不谋私利，凡属公款、公物一丝不取，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每年的帐目都放在图书馆里，欢迎师生查看。这在贪污成风、贿赂盛行的旧中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更何况大部分的经费是他求爷爷告奶奶筹来的，即使揣一点到自己的腰包也不为过，但张伯苓在这点上就是一根筋，认死理，不会变通。

他把钱用在刀刃上，兴建校舍种花植木，把荒僻的盐碱荒滩打扮成天津郊外的风景区。兴建舒适合用的半西式房屋作为教职员的住宅，但却没有计划用学校的经费替自己建一所“校长公寓”，而是住在毗郊贫民住宅区，被人称之为“贫民窟”。以致于张学良到天津拜访张伯苓时，所乘的汽车和随从，在张伯苓住宅附近的一条泥巴路面上转来转去，找不到张伯苓家的住处，却怎么也想不到那仅有两扇小门的小院子，便是张伯苓的“公馆”。坐“两条腿的十一号”汽车去开会更是被人们传为美谈。

想想当今有些人秉承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原则，变着法子损公肥私，对照一生不知道对自己变通的张伯苓，心中是否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