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安惇秀才失解西川》
尽管是苏轼写的,我却以为这是做不好的的一首。比如,既然“万事早知皆有命”,而且“狂谋缪算百不遂”,那又何必“朅来东游慕人爵”?不过他是否在说反语也未曾可知,那就不是我辈所能知道的了。
从中能看出点什么来。大概古文人都如宋濂命运是一样的了。既“啖自骨肉引鲜美”,又是“书卖帝王家”,如此这般就有了多少人怀才不遇,多少个苏轼在发牢骚,也都是有情可原。多谢老前辈指导,还是共产主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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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说的原因,那么,既然都“我昔家居断还往”,也就是勤奋学习不交往,又为什么“临别惟有长嗟咨”?这又引发了进一步的深思。从自身来看,读不精书是否也是一个原因?正如韩愈所说“业患不能精”,好比腹中自有千升墨,还会惧怕考试通不过吗?
相比起来,我们要幸运得多。毕竟怀才不遇的人已经不多,但仗着是老总看不顺眼就炒鱿鱼的人还真不少。我们“业精”以后,就比得安惇好推销。
但如果“著书不复窥园葵”,岂不是成了一个书呆子?就好比茶壶里即便有饺子,你的“出口”能与碗一样大吗?还得“劳逸结合”,否则不是“怀才不遇”,而是“怀才不出”了----能把人从这种桎梏下解脱出来的,只能仰慕素质教育这位先生的大恩大德了。
相比起来,那个属于八股文和“中华”“中华教育”“中华教育改革”“社”的时代已经过去,属于“愁苦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应试”阴魂不散。这团黑云,恐怕只有后代来驱散了。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熟读深思”“不成书痴”,人便还能“安乐”,不至于“若守四川草屋棚”。至于上不上榜,那就是主考官的事了。
最后重复一遍,“若精其业,见之主考”。
于磬妙阁
二月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