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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未想到，作为一名教育战线的老兵，我曾经走过一条人生的轮回之路。站在知天命的门槛上回眸，其中人生历练的品尝，职业轮回的体察，心灵修炼的感悟，至今回想起来百味杂陈，令人感慨万端，愧怍不已。职业定位的困惑。

文革后期，我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在农村劳动5年，其中当过1年民办教师，接着就参加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进入师范院校读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母校县一中任教，并且兼任学校团委书记工作。本来教学工作刚刚走上正轨，4年后一个机会经考试又到省委党校理论班进修马列经典著作。回到家乡，经不住改行从政的诱惑，我在政府有关部门工作20余年，先后改换工作单位6个，直至内退又回到教育部门。

这段经历，尽管对我认识社会、增强多方面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帮助，但也使我认识到，一个人的职业定位不能随大流，盲目跟风，应该服从于时代要求与个人爱好的结合，否则，只会蹉跎岁月，虚度青春，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一个匆匆过客的角色。成功标准的辨析。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步入社会成长成熟起来的，因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和传统观念的功利化很巧妙地在我们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对于成功的标准，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学而优则仕”、“仕而地位高”占主导地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主宰一切”的思维定势诱导和体制机制弊端的惯性作用下，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代要求下，改行从政似乎成为这代所谓“知识分子”的首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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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仅我们那一届大学毕业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或改行从政或中途下海或考研，真正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很少了。从客观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人才的流动有了更多的机会，成功的途径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教师的魅力远不及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相对于从政的社会潜规则所带来的无形而巨大的实际利益和优越感，教师从业者的自尊心被赋予一圈圈虚幻的光环，无疑如孙行者被套上了紧箍咒般欲罢不能、欲受不忍。

对于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而言，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也部分地惠泽于身；但是从其国家的战略地位和培养现代化的创新人才目标这方面来讲，又远远滞后或影响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这已多次被钱学森等大师所质疑诟病。因此，历史地辩证地看待教师改行从政这一现象，是十分重要而重大的社会研究子课题，它也是对成功标准诠释的佐证而已。而对于我个人来讲，则是应该反思适不适应、利弊权衡问题。我承认，我是改行从政的失败者，因为既无名（芝麻官，只是个主任科员）又无利（如今还在小康生活的边缘徘徊，不禁令学友亲人耻笑），由此，它使我得出一个结论：选择最适应自己特长兴趣（而不是最好）的职业，以最小的机会成本获取最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才是走上成功之路的必要前提。否则，将会遗憾终身。幸福感的追问。追求人生的幸福、被人尊重与自我实现，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人类需要层次论中的最高境界。扪心自问，我的职业生涯中，获得过被社会和他人尊重的幸福感吗？自我发展与实现的机遇把握住了吗？个人成就有哪些值得肯定和炫耀？自我检讨一番，除了10余本日记、1 本个人文学专著、4本与他人合著的文集、在报刊网络发表百余篇各种类型的文章外，似乎再也拿不出有意义有影响有含金量的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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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性格继承了父辈的衣钵，内向而木讷，迂腐而书生气十足，不懂也不愿加入社会行政的潜规则之中，因而出仕无望只好再打回“老家”（教育）。要说有什么被尊重之往事，大概是当公务员时陪有关领导下乡到基层检查工作的恭维与厚遇（沾光而已），写出一篇呕心沥血的公文（如调查报告、通讯、简报、讲话稿、文件等）得到领导的首肯并且刊发，在外地偶遇26年前的学生还能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并得到帮助，发表于报刊网络的文章还有人阅读、评价、收藏并偶获小奖。年过五旬之后，把“宠辱不惊、闲庭信步”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不知是否一种自我实现的标志；但心态平和、与世无争、勤于动手动脑、有所作为，却是我平凡朴实生活的写照。如今又回到学校和孩子们在一起，青春的活力、心灵的激情似乎又再次复苏，这难道不是一种最真实最有意义的幸福感吗？所以，幸福感的获取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它与个人性格和心灵感受的舒适度密切相关，与物质利益追求和精神人格独立的结合至关重要。

以上反省，可能是拾人牙慧，可能是无病呻吟，可能是老生常谈，权作痴人梦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