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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小学生活

时间: 2021-10-11 | 投稿

我虚九岁开始上学。那时,国家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在农村开办了许多教学点。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嫂。她瘦高个,背有点驼,脸看上去没有肉,是一层皮包着颅骨罢了,高鼻梁,一双大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的堂屋中。几个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我一样,从家里搬来参差不齐的桌子,摆在那里,女老师便教我们:“上、中、下,人、口、手,……”了。母亲看着我能上学,能读着老师教的句子,不知有多高兴。读着读着,可惜不到一个月,老师死了。后来,听说是严重的肺结核病,蛮传染的。幸亏我们没被传染。这样,我们挨过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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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年春,我们转到太屋读一年级。上学期学校前后换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由生产队里的会计充当的,认识几个字。我们班也是半耕半读形式,即每天上、下午只到一次学。直到一年级下期,我们才正式走进潘祥小学。那里的老师是国家派来的,我们规规矩矩读了半年。学校基本不要学费,只交几角钱的课本费,笔和本自己买。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砍柴挣钱自付的。没有拿家里一分钱,母亲也没钱给我。那时除了买柴能换点小钱外,别无分文收入。

六九年,福星小学(就是现在的上潘小学)建好了。学校迁进了新址,我就进入了福星小学读二年级。母亲特地为我缝制了新书包,所谓书包,不过是找来两块未破的布,用针线缝成口袋状,安上带子,能背在肩头而已。只知道母亲很高兴,一个劲地说:“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跟别人吵架,放学早回家。我们扰不起别人!”母亲说最后一句时,眼里明显含着泪。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在福星小学混了整整三年,这正是“文革”后的时候。文化课只是一种形式,各种政治活动充值着校园:军训、劳动、政治、批斗会、红小兵闹革命……

我们的文化课,没有课本。读的大多是毛主席语录。老师要求挺严,必须背诵。如《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老三篇我都一字不落地背过。还有林彪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些课文至今仍记忆犹新,如《万恶的地主庄园》、《草原英雄小姐妹》、《刘文学》等等。同今天的课文比起来,适合儿童的经典课文寥寥无几。作文呢?尽是写些自己也不懂的,从报纸上抄来的批判文章。算术呢?直到四年级,我只知道加减乘除,其他一概不知。

军事训练抓得很紧,听说是要准备打仗,防止美、苏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课表上叫“军体”,就是现在的“体育”课。我们训练的科目有:立正、稍息、三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坐、蹬、卧、伏、剌、投等等。如果我们这些学生去参军的话,已经是半个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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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学校有田、地,这是全体师生共同耕种的。学校厨房烧的柴都是由学生上山砍来的。有几年还上山搬过树呀,捡过油茶之类的劳动。每逢农忙季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生产队劳动:插田、收割、插薯、挖薯,甚至水利工程,也有我们的身影。我们这些学生实际也是半个农民。

政治课,也是现在的“品社”。学校请一些老农,军人,英雄为我们献身说法。讲阶级史,战争史,激励我们爱党爱国爱社会,教育我们恨敌恨修恨封建。因此,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这些烙印在我们的头脑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的政治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了。凡大队召开的大会,学生必须参加。批斗会往往上演残酷的闹剧,在学校操场上批斗“反革命”,我亲眼目睹了几回:一次,一石姓“反革命”,弯腰站在台上挨批,他额角上长有一大疖泡,红肿得像半边小苹果。只见“造反派”头子,将一个竹做的“高帽子”戴在他头上,有根外露的尖篾刚好剌进那血泡,顿时鲜血夹杂着浓水,流得满脸都是,那身材魁梧的“反革命”直疼得全身颤抖,颤抖……终于,扛不住,昏倒在地,“造反派”头子走过来,踢上几脚:“还装死呀,你!”那“反革命”口中哼着,颤颤巍巍地,艰难地爬起来,仍旧弯着腰站着,接受着发言人的控诉。六九年那会,迎接毛主席像章更是盛况空前的壮举。大概是秋末,白沙公社(即现白沙镇)的群众,从白沙街沿106国道两旁一直延伸到浮屠街还要远。当装载有像章的车子回来时,锣鼓声、鞭炮声、呼喊声真个惊天动地。回到白沙,那宽阔的广场真成了人山人海。在校内,“文革”后,我们不叫学生,改叫“红小兵”了(中学生以上的青年为“红卫兵”)。我们也积极进行反修防修活动,抓反革命,斗反革命。我们班有个学生在墙壁上写“毛主席万岁”,不小心把“席”写成“度”。有积极分子报告了校领导,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批斗了好几次。那时不准送礼,学校便组织我们上路执法,碰到送礼的人,便带去学习或劳动改造或要你背毛主席语录。有一回,我们执法队逮住了欧寿去吴进送礼的几个人。晚上,舅舅跑来笑着把我训一顿。原来,这伙人是去舅舅家送礼的。后来外婆家的人送个我“翻眼外甥”的雅号。

以上写的都是我在学校学习、生活的一些事。都是真实的,现在想来觉得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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