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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虚九岁开始上学。那时，国家为了方便孩子读书，在农村开办了许多教学点。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们队里的一位大嫂。她瘦高个，背有点驼，脸看上去没有肉，是一层皮包着颅骨罢了，高鼻梁，一双大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学校就设在我家隔壁的堂屋中。几个比我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我一样，从家里搬来参差不齐的桌子，摆在那里，女老师便教我们：“上、中、下，人、口、手，……”了。母亲看着我能上学，能读着老师教的句子，不知有多高兴。读着读着，可惜不到一个月，老师死了。后来，听说是严重的肺结核病，蛮传染的。幸亏我们没被传染。这样，我们挨过了一年。

六八年春，我们转到太屋读一年级。上学期学校前后换了几个地方，也换了几个老师。那些老师都是由生产队里的会计充当的，认识几个字。我们班也是半耕半读形式，即每天上、下午只到一次学。直到一年级下期，我们才正式走进潘祥小学。那里的老师是国家派来的，我们规规矩矩读了半年。学校基本不要学费，只交几角钱的课本费，笔和本自己买。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砍柴挣钱自付的。没有拿家里一分钱，母亲也没钱给我。那时除了买柴能换点小钱外，别无分文收入。

六九年，福星小学（就是现在的上潘小学）建好了。学校迁进了新址，我就进入了福星小学读二年级。母亲特地为我缝制了新书包，所谓书包，不过是找来两块未破的布，用针线缝成口袋状，安上带子，能背在肩头而已。只知道母亲很高兴，一个劲地说：“要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不要跟别人吵架，放学早回家。我们扰不起别人！”母亲说最后一句时，眼里明显含着泪。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在福星小学混了整整三年，这正是“文革”后的时候。文化课只是一种形式，各种政治活动充值着校园：军训、劳动、政治、批斗会、红小兵闹革命……

我们的文化课，没有课本。读的大多是毛主席语录。老师要求挺严，必须背诵。如《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老三篇我都一字不落地背过。还有林彪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有些课文至今仍记忆犹新，如《万恶的地主庄园》、《草原英雄小姐妹》、《刘文学》等等。同今天的课文比起来，适合儿童的经典课文寥寥无几。作文呢？尽是写些自己也不懂的，从报纸上抄来的批判文章。算术呢？直到四年级，我只知道加减乘除，其他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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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抓得很紧，听说是要准备打仗，防止美、苏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时课表上叫“军体”，就是现在的“体育”课。我们训练的科目有：立正、稍息、三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坐、蹬、卧、伏、剌、投等等。如果我们这些学生去参军的话，已经是半个军人了。

劳动课，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学校有田、地，这是全体师生共同耕种的。学校厨房烧的柴都是由学生上山砍来的。有几年还上山搬过树呀，捡过油茶之类的劳动。每逢农忙季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生产队劳动：插田、收割、插薯、挖薯，甚至水利工程，也有我们的身影。我们这些学生实际也是半个农民。

政治课，也是现在的“品社”。学校请一些老农，军人，英雄为我们献身说法。讲阶级史，战争史，激励我们爱党爱国爱社会，教育我们恨敌恨修恨封建。因此，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这些烙印在我们的头脑是根深蒂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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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活动更是丰富多彩了。凡大队召开的大会，学生必须参加。批斗会往往上演残酷的闹剧，在学校操场上批斗“反革命”，我亲眼目睹了几回：一次，一石姓“反革命”，弯腰站在台上挨批，他额角上长有一大疖泡，红肿得像半边小苹果。只见“造反派”头子，将一个竹做的“高帽子”戴在他头上，有根外露的尖篾刚好剌进那血泡，顿时鲜血夹杂着浓水，流得满脸都是，那身材魁梧的“反革命”直疼得全身颤抖，颤抖……终于，扛不住，昏倒在地，“造反派”头子走过来，踢上几脚：“还装死呀，你！”那“反革命”口中哼着，颤颤巍巍地，艰难地爬起来，仍旧弯着腰站着，接受着发言人的控诉。六九年那会，迎接毛主席像章更是盛况空前的壮举。大概是秋末，白沙公社（即现白沙镇）的群众，从白沙街沿106国道两旁一直延伸到浮屠街还要远。当装载有像章的车子回来时，锣鼓声、鞭炮声、呼喊声真个惊天动地。回到白沙，那宽阔的广场真成了人山人海。在校内，“文革”后，我们不叫学生，改叫“红小兵”了（中学生以上的青年为“红卫兵”）。我们也积极进行反修防修活动，抓反革命，斗反革命。我们班有个学生在墙壁上写“毛主席万岁”，不小心把“席”写成“度”。有积极分子报告了校领导，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批斗了好几次。那时不准送礼，学校便组织我们上路执法，碰到送礼的人，便带去学习或劳动改造或要你背毛主席语录。有一回，我们执法队逮住了欧寿去吴进送礼的几个人。晚上，舅舅跑来笑着把我训一顿。原来，这伙人是去舅舅家送礼的。后来外婆家的人送个我“翻眼外甥”的雅号。

以上写的都是我在学校学习、生活的一些事。都是真实的，现在想来觉得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