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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领刚先生在《怀疑与学问》一文中雄辩地证明了怀疑精神对于做学问的重要性，文章无论是论点还是论证都是无可辩驳的，历史和事实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还想补充说两点。

一是怀疑固然重要，但怀疑的动机更为重要。怀疑，必须是为了一个合理的目的。如一个人想考证“三皇”、“五帝”的可靠性，并非是因为别人都说有这么几个历史人物，而他偏偏想出出风头、故意与别人对着干，便去证明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几个帝王，对这种做法可就不敢恭维了。戴震怀疑《大学章句》的解释正确与否，决不是为了故意去洁责朱子，以逞一时之快。因为治学必须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怀疑也要“疑之有道”，―即确实是为了“真理”，为了学问而疑，否则做出来的学问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有这样一批“怀疑家”，他们对什么事都喜欢疑神疑鬼，更有甚者是在进行恶毒的猜忌。如在鲁迅研究界，总有那么几个人在进行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最无趣的就是说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主要是源于鲁迅与弟媳的暖昧关系。这是不是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但我总不明白进行这种“怀疑”对鲁迅研究有什么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就更不用提了。这批“怀疑家”确实比谁都会“怀疑”，可他们的怀疑要么是故意标新立异造成轰动效应，要么是胡乱猜忌，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都是与严谨治学的“怀疑精神”不搭边的东西。对于这种怀疑，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学”，我们都不需要。

我要补充的第二点是，现在的中学生如何在“怀疑精神”上作一个突破？众所周知，现行的中学教育体制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封闭性”，这是指现在的中学教育无论是道德灌输还是对历史、艺术的阐释都在沿用一些逐渐跟不上时代步伐的理论框架，其无论扯到哪里都会有一种政治层面的回归或固定观念的落脚点。这些东西究竟正确与否我不知道，但它确实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因为既然一切都有一个大的前提，而这个大的前提是不容置疑的，早已盖棺定论，那么，所有的怀疑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我想说的是，尼采敢说“上帝死了”，鲁迅敢判定几千年的儒学传统是“吃人的礼教”，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敢跨越某种“大前提”去思考人类自身的命运和未来呢？或许只有在思想上作出这种突破后，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收获。当然，我们的突破必须是对于学术领域而言的。

对于顾领刚先生的“怀疑”，值得我们去开掘的内涵还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