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渊明到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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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有一些诗是令人向往的,特别是田园诗,那份闲适与自然是很让人向往的。而诗的作者,则常常是一些隐士。他们往往有着大而高的官职,却放弃不做,他们往往有着巨大的权势,却不屑于心。他们归隐田园,久居深山,追求高尚,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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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他们的做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背离社会,归隐田园然后美名其曰:“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有美就有丑,有高尚就有低贱,诗人自封为高尚士也,却把官场比作“樊笼”。丢下自己的责任,归隐自得其乐,自己享受闲适安然,培养高尚情操,却置一方百姓于不顾。古人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或许在他们归隐之前的生活中没有“国家兴亡”类似的事情打扰到他们。但是,他们诗中的中的种种,无一不在揭露着当时社会的黑暗,匹夫都有责任,何况这些“高尚士也”?然而他们却厌倦了官场,看惯了黑暗,归隐了田园,将天下百姓留给了贪官污吏,任其生活在痛苦之中。这样的人,归隐田园只为自己,还配追求高尚的品格吗?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纵然也是厌倦了官场,看尽了黑暗冷暖。但他却没有归隐,而是在浑浊中保持干净正直,尽一己之力去帮助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他的出世无疑是对避世的人的一种讽刺。从陶渊明到李商隐,这些位高权重的人的觉悟,在我看来,还不如小小的刺史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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