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第八集有这么一个故事情节：国民党少将师长叶立三，为了刁难所长王英光，指责“功德林”虐待“战犯”，要求改善伙食，要吃红烧肉。

　　所长告诉叶立三，现在国家百废待兴，财政很困难，“学员”每月伙食费只有十元，其他管理人员每月伙食费只有四元。叶不相信，所长带他到管理员食堂对证，看到战士们吃的是玉米窝窝头，并告诉他，我是所长，我属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进餐，没有小灶餐。

　　叶立三目睹战士们的用餐标准后，自己一介“阶下囚”，每餐吃白面馒头，比管理所的所长伙食标准还高，不知天高地厚，还在这里找茬，面带愧色立在那里半天没有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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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叶立三开始逐渐改变吊儿郎当，放荡不羁的学习态度，慢慢开始转变立场，思考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赢，意识到两党的胜负的结局，早在“餐桌子”上就已见分晓。

　　毛主席对待在餐桌子的问题上，历来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也是公私分明的。

　　比如：访苏归来途径东三省时，连续三次“发火”，并告诫全党：“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也不要学”;

　　比方宴请朋友都是自己掏钱;

　　比方在人民大会堂喝茶要按规定付费，等等。(有很多文章和影视作品都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但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有些人，把毛主席当年的“示范”和“告诫”，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对公款吃喝的通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论怎样苦口婆心教育，仍然变着法门胡吃海喝。

　　不是说不能公款吃喝吗?好吧!

　　有些基层干部，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夹着一个包，站在办公楼门口，四处张望，瞪大眼睛搜寻目标，一旦发现目标，就主动上前搭讪，装模装样，问寒问暖，明知故问一些本来就按政策已经解决好了的问题，并一再吹嘘自己在“解决问题”中所起的作用，用这种索取回报的办法引诱他人为餐饮买单。

　　不是说不能到饭店、酒家消费吗?好吧!

　　有的干部不惜“远征”驾车到郊外，甚至更偏僻的“农家乐”去用餐，这里比城里的饭店更好，绿色疏菜，活鸡活鸭，还有从池塘里随到随捕的活蹦乱跳的鱼。由于偏僻，比较安全，没有“纪委”的监督，没有记者的“拍照”，而且还符合上级的规范要求。(这几年美就美了那些开农家乐的老板，一个劲地扩建“停车场”，有的时候能一次停上百台车的停车场还常常爆棚。)

　　不是说不能到外面用餐吗?好吧!

　　有的单位干脆自建高档包间，配高档厨师，把“酒店”搬到自己单位食堂。这下更好了，不但天天可以下“馆子”，还免去“签单”报销，记者偷拍牌照，纪委监督检查等烦恼。能说会道的干部甚至还把这作为经验政绩推广，还受到领导们的表扬呢!

　　其实，干部没有责任感，没有危机感，没有群众货真价实的监督，任何《规章制度》都是一纸空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禁令总是有空子可钻的，最严莫过于法律条文吧，法律都有空子钻，何况“禁令”乎。

　　听着《特赦1959》每集电视剧结尾时慷慨激昂，慷锵有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看着股市不断飙升的茅台酒价格;心里老是在想，国家正在卯着劲要解放台湾，哪些即将要被捕获的国民党败将，叶立“四”，叶立“五”，还会被我们的官兵感动的眼泪滂沱，选择重新做人，跟着我们共产党人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