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民国女作家萧红所著。它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说：“一首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以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口气，写成了这篇“如诗，如画，如歌”的小说。

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章，讲胡家的团圆媳妇。团圆媳妇是个童养媳，才十二岁。她的婆婆很会持家，对家里的家禽家畜很是爱惜，对鸡鸭猪狗都舍不得打，怕打了猪不长肉，怕打了鸡不生蛋......唯独对小团圆媳妇，却毫不留情，每天打八场骂三场，还美其名曰：不打成不了好人。结果，打出病来，也不去大夫那儿治病，迷信地东家要个偏方，西家讨个秘方，把团圆媳妇放热水里热昏，再用冷水浇醒。如此这般折腾了许多次，活生生地把这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折磨致死，人财两空。

从这个故事里，我不仅读到了一个生活在公婆打骂下的童养媳悲惨的命运，更认识到那个时代女子低下的地位。书里说到，当地男人打妻子的时候，都会理直气壮地说道：“娘娘（庙会上的子孙娘娘)还得害怕老爷（子孙娘娘的丈夫）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妻子，婆婆打媳妇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连明媒正娶的女子都难逃脱被打骂的命运，更何况一个地位卑微，甚至可以说半是媳妇，半是佣人的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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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小团圆媳妇没有被折磨死，她也会和那个年代大部分女子一样，默默地为别人走完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去何从。被三从四德绑架了人生观的女孩子，一生只知道完成三件事：出嫁，生子，持家。她们的一生，仅仅是服从，仅仅是一个附属品：从父，从夫，从子。即使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也往往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名字。她们的姓就是她们的标识。父姓上冠以夫姓，便伴随她们的一生，直至刻在墓碑上，留下一点她们曾经来过的痕迹。 从“xx氏”，我们无从得知她是谁，有着怎样的音容笑貌，只能看到两个家族的联姻。她们代表的不是自己，只是一个代号，一个附属品，一个婚姻证明。在时代的限制下，她们只知道自己是某某的女儿，是某某的妻子，是某某的母亲。她们并不知道她们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我”—— 作为一个“人”的真正自我。 正因为没有自我意识，她们不知道自身的尊严，当然也无法认识自身的价值，只能在打骂歧视下，或痛苦或麻木地走到人生尽头。书中还提到，有些媳妇不堪忍受婆家的暴力或冷遇，回娘家诉苦，可是母亲却告诉她这是“命”。 这些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悲哀甚至痛苦的“命”。有些人实在不堪忍受，只能轻生以求解脱。所以，生在那个时代的小团圆媳妇，她的命运注定是一场悲剧。

我特别关注这个章节，还有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到今年年底，我也是十二岁。 幸运的是，我生在一个民主而开明的时代： 男女社会地位平等，每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拥有自由的意志，怀有独特的梦想，所以我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认为这样才是正确的。人生而平等。既不应该有地位，职业的歧视，也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在我们周围，优秀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各领风骚；我们放眼社会，各行各业的男女精英各有千秋。性别，本不存在“谁比谁优秀”或“谁比谁差”的问题。无论男女，作为“人”，不仅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更需要为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潜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同样十二岁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在大千世界里行万里路，在梦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在梦想着诺贝尔的荣耀。我深深地同情同龄的小团圆媳妇，为她叹息，为她流泪，也为自己庆幸命运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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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木兰辞》 用委婉诙谐的方式向男性世界宣告：“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千年后，我们迎来了男女平等的环境。既然有幸降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一名女生，我会更加自信自强，展现自己的风采，发掘自己的潜能，追逐自己的梦想，努力活出自主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