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婚礼，究竟能怎样迅速而彻底地改变两个人？袁世凯和孙中山对此怀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都曾自诩很了解汪精卫，却在汪精卫、陈璧君的婚礼之后，发现这对夫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曾令世人瞩目。广东都督胡汉民亲自主持婚礼，李晓生担任介绍人，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做女傧相。除了亲朋好友，大批同盟会的朋友们也济济一堂。

　　那是1912年5月，他们齐聚广州，本是为了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罹难一周年，却又同时见证了这两位同盟会义士的结合。在死与生之间，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婚礼，让人们隐隐以为，多年以来的流血牺牲已该告一段落，新的生活，正如这场人们期待已久的婚礼一样，理应受到整个中国的祝福。

　　《民立报》上很快发表消息祝贺汪陈成婚，雷鸣后来为汪精卫作传吹捧，谈及汪精卫与陈璧君的结合，其间虽不乏谄媚之词，却也暗示了那个时代对这场婚姻的态度：“及至民国肇基，国族光复，他们也便以一对同志夫妇的新婚姿态，和中华民国一起诞生了。这种巧合，如今想来实在是异常有意义的。”雷鸣甚至以“模范”来描述汪陈的婚姻，“以共同事业而结为终身伴侣，在世界各国革命史上原非鲜见，不过像先生伉俪间那样情爱弥笃，在私生活上树立一种模范者，却也并不多见。”

　　民国开元，尘埃虽未落定，一场革命者的婚姻，两个出生入死的年轻人的结合，足以给时代以慰藉。

　　所有人都期待着她们结婚之后，可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然而，袁世凯高等顾问的聘书被汪精卫婉拒，广东方面几次推举汪精卫为都督，他也不肯接受。婚后的汪精卫似乎变得意志消沉，他和陈璧君执意决定退隐，结伴前往法国留学。孙中山原本以为，这只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冲动，不料那个血性的书生，那两个曾经蹈死不顾的侠侣，如今已经沉溺于温柔乡，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在法国乡间闲居的几年里，汪精卫沉溺于用古体写作诗词，只不过，那些“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铿锵字句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似乎无穷无尽的愁怨与哀伤，曾经的豪放派已经被时代腐蚀得期期艾艾，变成了彻底的婉约派。那些原本在诗词中隐现的金革之声、隆隆杀气，都被湖光山色无声地吸纳了。

　　至于陈璧君，则忙于相夫教子，她仍然被汪精卫的光芒掩盖着，并且依旧心甘情愿。直到1914年德法交战，双方伤亡惨重，陈璧君在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在她二十岁以前所做的所有选择，都与对汪精卫的爱情有关，这个少不更事的富家女曾以为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现在她则开始选择自己的人生。只不过，她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蛰居巴黎的日子，是她对幸福最后的记忆。

　　遥远的中国烽烟频仍，法国的乡下却风和日丽。一场婚姻能够如此残酷地改变两个人，令人既艳羡，又惋惜。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年华催老了英雄，还是英雄辜负了年华。

　　风萧易水今犹昨

　　1907年，16岁的陈璧君在马来亚槟城华侨俱乐部小兰亭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大8岁的汪精卫。她早就对这个频繁在报纸上出现的名字深为仰慕，及至在人群中远远看到台上慷慨陈辞的英俊小生，陈璧君更加难以自持。

　　为了懵懂的爱情，16岁的陈璧君做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她秘密成为同盟会最年轻的成员，尽管她甚至仍未理解“革命”二字的真切涵义；为了爱情，她与父亲反目，背井离乡；为了爱情，她不惜铤而走险，以生命为代价，踏上不归路。

　　对于陈璧君的主动示爱，汪精卫没有答应，他用了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古老话语逻辑来搪塞陈璧君。拒绝陈璧君之后，他就离开槟城，继续流亡革命。

　　陈璧君却并未死心。一个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女子，轻而易举地背叛了父母多年的期许，背叛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甚至改变了早年的理想，普天之下，或许只有爱情与革命，能拥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一个人，重塑一个人，影响她的一生。而在陈璧君面前，爱情与革命这两股力量，已经狭路相逢。

　　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在1909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变成了他的妻子，尽管只是假扮，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年，汪精卫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对于来自党内的争执以及党外的嘲讽，他愤慨而无能为力，这个一向以条理和理智说服公众的年轻人，却决定选择吴樾们曾经走过的路——暗杀。在写给南洋革命党人的绝笔信中，他写道：“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他希望以刺杀行动震动中国，以自己的一死唤醒民众，促成团结。

　　陈璧君当仁不让地跻身七人暗杀团，她甚至计划学习柔道，以便暗杀时能派上用场，最终，她学了剑术。当有人说她有英国护照，一旦出事英国人也会保护她时，她便撕碎了护照。她试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向汪精卫表达她的决心——她与他生死与共的决心，显然超过了革命的决心。

　　1910年元旦，守真照相馆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开张，汪精卫、陈璧君假扮夫妇，与黄复生、罗世勋等人以照相馆为掩护，筹备炸药，策划暗杀行动。

　　行动之前，汪精卫劝说陈璧君认真考虑后果，陈璧君再次直言不讳，“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生离死别之际，汪精卫已没有继续拒绝的勇气。或者，他也未曾想过，两人还能生还并且重聚。

　　然而，暗杀计划却频繁出现漏洞，最终流产，埋藏在甘水桥下的炸弹莫名失踪。七人商议决定分头行动，汪精卫和黄复生留在北京静观其变，陈璧君则与喻培伦一起去日本重新购买炸药和器材。不料，陈璧君离开没多久，就得到了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

　　陈璧君对同行的喻培伦乱发了一通脾气，回到北京，希望设法营救汪精卫。所幸，对于这两个叛逆者，清廷最终态度缓和，没有判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陈璧君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了一篮鸡蛋，鸡蛋里藏着她的书信。她相继换回了汪精卫对她遥寄思念的诗作《秋夜》以及一曲《金缕曲》，还留给她五字血书，劝她“勿留京贾祸”，她还得知，为了避免引起麻烦，汪精卫含泪吞咽下她的书信。陈璧君意识到，向汪精卫继续示爱的机会，或许到了。

　　她在随后的信中告诉汪精卫：“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不出意料，她收到了汪精卫的血书——“诺”。

　　为了这个梦寐以求的“诺”字，陈璧君违背了对汪精卫的誓言，执意留在北京，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根据孙中山要求同盟会会员南下的指令，她才被迫离开北京。她一向善于突发奇想，甚至打算挖掘地道，一直通到牢房里，神不知鬼不觉救出汪精卫。

　　武昌起义后，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并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然而此刻，汪精卫的观念早已发生转变，在饶他一命的肃亲王善耆的礼遇与规劝之下，汪精卫意识到暴力革命的症结所在，这个曾经异常激进的青年，开始以温和的态度看待当局。出狱后，他很快成为京津一带同盟会的领袖，极力劝说南方革命党放弃武装起义，主张和谈。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这次以“和”为准地转向，影响了汪精卫的一生，尤其是日本侵华期间他所作出的种种汉奸行径。

　　一个多月后，汪精卫抵达上海，与陈璧君重逢，并决定兑现婚姻的誓言。次年5月，汪精卫与陈璧君回到他广州的家中，正式举行婚礼，女傧相为何香凝。对于曾有婚约的刘文贞，汪精卫则寄出一笔生活费，以期弥补良心的不安。

　　陈璧君与汪精卫婚后，一度情意渐笃。这两个新派的年轻人，仍在用旧式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爱意，他们一起填了一首《念奴娇》：“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然而，他们都不知道，“云帆”究竟能行多远，能够为“意”成就，也同样会为“意”所累，被生死患难论证过的深情，很难真能敌得过两个人日复一日的厮守。

　　从幕后走向前台

　　1917年，汪精卫禁不住孙中山的再三邀请，启程回国。他被迫开始面对扑朔迷离的人生，如果他继续留在法国，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生活；或者他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到北京大学任教，做“中国今日之菲希特”，或许，他和这个国家的未来都会大为不同。然而，政治终究还是改变了他。

　　1925年3月11日，何香凝一大早前去探望孙中山，却发现他的眼睛开始散光。何香凝匆忙去见汪精卫，希望他把孙中山的遗嘱拿出来给孙中山签字。汪精卫尚未表态，一旁的陈璧君早已暴怒：“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

　　此时的陈璧君，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已从幕后走向前台。

　　一年前，她与弟弟陈耀祖以筹备执信学校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捐，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横跨太平洋，直达美洲，每日亲临台前演讲，为黄埔军校筹得三十多万元款项，解决了国民党的财政危机。回国后，陈璧君威信大增，没过多久，就在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的汪精卫一起，成为国民党内又一对权力夫妇。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被推向权力的巅峰，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系列任命，汪精卫低调地力辞，陈璧君则逢人就说，不赞成丈夫担当这样的重任。然而，政治会议上收回的11张选票，全都写着汪精卫的名字，显然，汪精卫极不自信地选了自己。

　　汪精卫上任后，演讲才华曾暂时令人们对他产生幻觉，他公开告诉广州军民：“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然而，统一中国需要的是武夫，而不是他这样的书生。

　　1926年蒋介石导演的“中山舰事件”，成为汪精卫与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蒋介石很快夺取了党政军大权，避居法国的汪精卫反而失去合法性。

　　汪精卫和陈璧君又一次选择远走法国，对此，陈公博颇不以为然：“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答仍然颇有书生的负气，而缺乏政客的变通，他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监禁后，陈璧君再次策划汪精卫的复出，却很快因为蒋介石被释放而宣告破产。在陈璧君的协助下，汪精卫一次次伺机反扑，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终于将汪精卫与陈璧君引向不归路。他们都曾盘桓在权力的神坛上，却不过是民国政坛上无根的浮萍，所凭的只是自己的才华和冲劲，以及早年树立起来的威望。然而，在政治的博弈中，从来没有人能够仅凭这些浮名而进退。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险些等来了他理想中的死亡。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照例要合影，蒋介石却迟迟未至。此时，记者中突然冲出一名男子，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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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终究没有来临。汪精卫被抢救成功，但是嵌在背部的子弹始终无人敢取出来，这成为多年后夺命的隐患。

　　陈璧君认定，蒋介石不参加摄影，事出蹊跷，径直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斥：“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一向对陈璧君的骄横退避三舍，这次虽然同样深感迷惑，也只有赔笑道歉。

　　调查最终发现，行刺者孙凤鸣是曾经的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因政府消极抗日，决心铤而走险。然而，陈璧君还是感到不安，已经开始迷恋权力的陈璧君，劝说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出国，远离这片是非之地。

　　与此同时，陈璧君与汪精卫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对调。从前，她只是汪精卫的拍档，填补着汪精卫的性格缺陷。汪精卫可以爱惜羽毛，陈璧君则不必；汪精卫在公开场合做君子，陈璧君则负责在私下“做小人”，像一个饶舌的怨妇一样频繁地为丈夫叫屈，或者以汪夫人的身份暗示对手，汪精卫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然而，渐渐的，陈璧君从被动变成主导者，从幕后走向前台。

　　陈璧君的富家女性格，因为掺杂着政治的欲望，而愈发扩大，她像婚前一样冲动，果断，雷厉风行，与此同时，也变得更加敏感，猜忌，暴虐。她时常喜怒不定，动辄冷眼大怒，富家小姐的乖张与飞扬跋扈，被权力扭曲之后，愈发难以遏制。

　　人们开始这样记录这位“第一夫人”：“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

　　以上种种，实在都算不得一个成熟官僚的做派，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被过度骄纵了的富家小姐。陈璧君过于轻易地被赋予了沉重的权力，无论是仰仗夫君的地位，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这些权力的荣耀与枷锁，都是她难以负荷的。

　　随汪投敌，总揽全局

　　1938年，面对抗战的溃败，国民政府的两位领袖，再次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论调。蒋介石要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汪精卫则宣称：“三年前，我主张和平，被打三枪。我在今天，还是主张和平。”

　　尽管蒋汪两人看似和谐地分坐着国家的前两把交椅，但11月16日，汪精卫在吃饭时突然向蒋介石叫板，两人应联袂辞职：“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据说蒋介石大怒，扔掉筷子：“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一个月后，汪精卫与陈璧君飞离重庆。几天后，陈璧君在上海听人解释即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对于这份“卖身契”，她代汪精卫做了回答，“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这份卖身契并没有改变汪精卫的生活，他不过变得更加阴郁，更加不自由。这份卖身契真正改变的，却是陈璧君的生活。她的家族成员很快占据了各种重要的岗位，从广东省主席到建设部、组织部、宣传部部长，从财政厅长到警备处长，她更亲临广东，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名义控制时局，她终于从独当一面的“汪夫人”，变成了总揽全局的“陈指导员”。

　　与此同时，陈璧君更加严密地监控着远在上海的汪精卫，她将侄子和五弟任命为汪精卫的机要秘书，追踪他的动向。当彼此间的信任已经荡然无存，爱情其实已然名存实亡，就像陈璧君手中昙花一现的权力，看似牢不可破，实则不堪一击。

　　1944年，汪精卫枪伤复发，抢救无效去世。一年后，抗战胜利，陈璧君被蒋介石诱捕，开始了后半生的铁窗生涯。

　　十余年的监禁，更像是一场守灵

　　留给陈璧君的判决书是无期徒刑，她却不肯接受：“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然而，她早已不是“汪夫人”或者“陈指导员”，已经不会有人还在乎她的感受，满足她的要求。

　　拘役中的陈璧君却出人意料地恢复“汪夫人”的称呼，她大声训斥所有提审的官员或者狱卒，“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陈璧君重又变回久违的“汪夫人”，尽管“汪先生”已经只能逗留在记忆中，早已变得面目全非。所幸，记忆永远是最可靠的。也唯有此刻，或许她才能体会到久违的安全感。这个曾令她梦寐、曾予她幸福又令她不安的男人，终于彻底地属于她了。

　　陈璧君的一生，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命运的残酷性，只有她在监狱里度过长达十余年的铁窗岁月后，才终于能够领悟。在1950年代中期之前，她始终拒绝认罪，要求还她和汪精卫以历史的清白。像许多年前一样，她仍然试图用这样执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坚贞。这场长达十余年的监禁，变得更像是一场守灵，就像徽州那些用一生的孤独换取一块牌坊的贞洁烈女们。只不过，与四十多年前身陷囹圄的汪精卫相比，陈璧君需要更大的勇气，已经不会有人在她独自神伤的时候，送一篮藏匿着深情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