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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姊妹三人成家之前，家里有五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姐姐，还有我。一家人善良淳朴，是典型的寻常百姓之家。父亲出生于1947年，已过花甲之年。要谈建国60年的巨变，父亲恐怕是最有资格了。老人家常常万分感慨地说：“60多年啦，只是弹指一挥间，恍如一场梦！”父亲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而这62年的风雨经历，真正让他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我家风雨变迁的一幕幕。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国家站起来了！

那时，父亲正值孩提之年，根本不懂什么叫“建国”，只记得日子过得艰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整天跟村里的黄土打交道。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让老人家耳濡目染，从下就学会了下地劳作。岁月荏苒，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生活正一步步悄然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就是衣食住行用和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的翻天覆地。父亲说，计划经济时期是凭证供应的年代。对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一年最多能添置上一件新衣服，还是一般的平布。“过年好，吃白馍，砸核桃，吃肉肉，穿新衣”的期盼是他那个时期的同龄人一年到头的奢望了。

如果能在没有过年时就能穿上新衣裳，那会多么让人乍舌。那种感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绝对费解，更不要说现在的“小皇帝”、“小公主”们每个至少都有多套样式和质地都很好且四季分明的衣物了。我家姊妹三人，对于一个曾今靠“挣工分”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抚养三个孩子必然让父母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我记得，十五岁之前，我身上的衣服常常是哥哥淘汰下来的。那几年，父母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如今不同了，这句话，像被人们淡忘了似的。取而代之的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就拿我孩子来说吧，不到五岁，穿的衣服总是新的。当然，我也从不亏待自己，穿件上百元的衣服，已经说是“凑乎”着穿了。

“口粮”的供应更是让父亲难忘。玉米碴子窝窝头是自然的家常饭。农村人嘛，家家户户要靠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维持生计。为了改善生活，父亲不得不没日没夜地给生产队做活计，连母亲一个女人家也不得闲，跟上他栉风沐雨地日夜劳作。六七十年代物资极度匮乏，一个馍馍一根葱，半碗面汤萝卜丝，曾经是劳作之后的的“慰劳”了。而在当时津津有味的吃相一点不逊于现在孩子们吃到最新上市食品时的兴奋程度。饭后的一口红糖，那甜甜的感觉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孩子吃肯德基的美劲儿。三十年前，我家的住房只有三间，是那时几乎家家都一样的土坯房。每逢下雨，父亲就拿着铁锨在院里为雨水“改道”，生怕它横流，从低矮的门槛涌进屋来。房间有土炕，地面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土地面。院子挺大，公鸡母猫常在院子悠闲地散步、晒太阳。那时，我才两三岁，常常被父亲“安置”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玩具车里。那玩具车，倘要到现在，定是古董了。每日鸡叫头遍，哥姐背着黄布包包上学了，父母出去“挣工分”了。是行动不便的奶奶看着我。我总是仰望着停憩在低矮的土坯房顶杂草间的那一只只野鸽，心里却不知所想，直到父母“挣工分”回来。后来，生产队解散了，父亲和舅舅合开了一家店面，生活这才真正有了巨变。

日子好了，也有钱了，农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善一下居住环境了。我家也和村里的大多人一样住上了“小洋楼”。三十年前的那个土黄色的院落从此就越来越模糊了。再后来，村里的房子一家比一家高，一家比一家装修得豪华。院里有花坛，楼顶架着明晃晃的太阳能。这要在城里，这样的院落，恐怕得叫别墅吧？三十年了，我们姊妹三人都在城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且一家比一家排场，一家比一家过得有滋有味。父母老了，我们姊妹三人商量：应该让含辛茹苦、拉扯我们长大的父母歇歇了。于是，他们也来过城里人生活了。可父母常说，其实我们老家人过得不比城里人差，空气又清鲜。我知道，父亲还惦念着他的“小洋楼”哩！人去楼空，老人家怎舍得让它成为摆设？可我们姊妹三人早已把它当成逢年过节的“休闲地”了。

还记得那年，哥哥中专毕业，参加了工作。我又考上了沈阳铁路师范学校。这消息对一个农家人来说，远比现如今考上大学还来得让人兴奋。可接下来，是我的千里求学，对于一个乳臭未干、首次出远门的农家孩子来说，可是今生头一遭。父母为此有些放心不下。父亲一咬牙，花了1500多元，装了我们村的头一部固定电话，只为能定期听到他孩子的声音。可自从我上学后，每次父母和我联系时总也头疼不已。且不说先要接通收发室的老大娘，再让人传唤我，日子久了，老大娘不耐烦了，父母有时得打上好几次电话，甚至得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后来，我腰间挎上了BB机，再也不用看那老大娘的脸色了。传呼信号随时呼叫，每每发出叫声，我就匆匆下楼。再后来，我上班了，有了小时候做梦也不敢想的手机。要知道，以前只在港台片上看到过老板手中的“大哥大”耶！如今，我还接上了宽带，手机换过几个，已记不清啦！1976年的那场地震，惊动了世界。听母亲说，我们那里也有余震，人心惶惶，乡民们烧香拜佛，传着“地牛翻身”之类的谬谣。母亲把落地不日的我抱进简易棚里度日，没有奶喝，帐篷里是哇哇的啼哭声，一响就是四个月。在那个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时期，谁也不会想到“酒足饭饱”了，更何况在“非常时期”。

三十二年过去了，2008年五月，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这场地震，在我刚刚步入的而立之年里已非首次。远在广州出差的哥哥得知地震后，在第一时间里“空运”来五顶帐篷。那年，母亲抱着我，拉着哥姐，在搭建的土棚里接受凄风冷雨、忍饥挨饿。这次，我已抱着未满五岁的孩子睡在帐篷里，透过“天窗”数星星了。虽然也有不安，但这种不安仅来自天灾。帐篷里，妻已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我当年在土棚里因为饥饿而发出的啼哭声似乎怎么也觅寻不到。听到更多的是如今撒欢的孩子在花花绿绿的帐篷间穿梭时的嬉笑声。他们做梦也不会有饥肠辘辘的感觉吧？日月如梭，三十多年了，烧香拜佛、“地牛翻身”的现象再没发生过。生活还是一天天过着，一切就这么迅速地归于平静。而立之年的我，在生活的大潮里，虽未能实现血气方刚时应有的“弄潮儿”梦想，可想想余震不断的日子，思思灾难中无辜的灵魂，唉，做个活脱脱的人总是幸福的，总能见证这日子一天天的变化。

再闭眼，把自己的三十年放一场电影，不也经历着一场巨变？值了！虽无法与共和国同龄，但我够得上是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吧？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我们姊妹三人一个个都从普普通通的农村娃子变成儿时梦想的住楼房、逛商场的城里人；从一个个日复一日背着黄布背包、啃着干馍馍、每天要跑几十里路的读书郎变成了生活安逸、衣食无忧的大人；以前为了两角钱而抱着村边槐树哭上半天的穷孩提一个个都变成了月收入几千元的工薪族；一个个寒门书生都变成了成家育子的父亲、母亲……记忆中最寒心的莫过于父亲为了我们的中专学费而卖粮宰鸡的艰辛和四处赊帐的尴尬了。寒窗苦读，作为孩子，虽很懂事，却又怎不茫然？如今，是党的好政策，让曾今的农家娃可以享受生活、快乐工作；是党的好政策，让我们姊妹三人都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又是党的好政策，让父亲母亲安享后半生、安心接受儿女们的孝心……六十年了，父母老了。而对于我家的这种种变化，只有父亲感慨最多。我想，其实中国千万个家庭不都经历着这样的巨变？

我家的变迁只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我们生活在如此美好的黄金时代，这种幸福和安定和谐的局面也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和维护，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奋斗，祖国还会越来越富强，家庭也会越来越幸福，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