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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天鹅堡的山脚下有一家餐厅，布置得很有田园风情；高大的遮阳伞下放着几张藤条编的椅子，和一张厚重的木桌，如此的陈设有好几组。

坐下时，餐馆里已有了零星的客人，不大的院子被装点的颇有诗意，只是感觉少了些什么，是啊！服务员呢？院子未端的小屋里倒是坐着几个身着德国乡村服饰的姑娘，正聊着天，看着她们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真不忍心打扰。只好放眼别处，终于，在另一张桌子前，我找到了正对另一桌客人满脸陪笑着的他

他的个子高的出奇，深色的头发剪了一个板寸，看着极不协调。他脸上的笑显得极不自然，那咖啡色的眼睛早已透露了他心中的一万个不情愿。单从外貌几乎可能确定他是个斯拉夫人。

看到我们，他爱理不理地走了过来，扔下菜单就走了。妈妈刚要发作，我便制止了她：这服务生可能很忙。再看看，他原来是来到了角落那间供服务生休息的小屋想要倒杯水喝。里面的几个德国姑娘好像正好没了什么话题，见他进来便一齐数落起他来。

透过小层的玻璃墙，不难发现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奈的怒焰，倒好的半杯水被他一饮而尽，然后他抚平刚刚被他攥得变了形的帽子，戴上，走了出来，为我们上了菜。

吃饭时，我和妈妈没说什么，我却一直在想这位服务生，心中百感交集。快吃完了，他慢慢走来，像一座高塔竖在我们面前，面无表情地递上我们的帐单，一共63欧元，请你们先结账。他用冷冰冰的语调说道。听完我的翻译，妈妈不免又是一顿牢骚，而我则笑着递上了70欧元，说：不用找了。

他一惊，晕暗的眼里闪过一丝惊异，但嘴上却只是淡淡地吭了一声，说了句：不错。饭后妈妈问：找的7欧元呢？答曰：当小费了。妈妈不太高兴，这算在你头上。我也没表示反对，陷入了沉思。

作为一个外族人，他可能受尽了客人的白眼，甚至会受到自己同事的嘲弄和欺负，而他只得忍气吞声，只有见到不习惯给小费的中国人，他才有理由吐露自己的高傲，使怨气得到少许的发泄而我却又偏偏给了他那么多小费他会不会更不好受

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在美国的一家餐馆里，一个受尽美国人白眼的中国服务生，会从一个印度孩子手中，高傲地接过7美元小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