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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帮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拿了几份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说现在青年人思想至此，那还了得。徐世昌于是拿了《新潮》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人被旧派人物视为北大“四凶”。蔡元培坚决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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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一年，北京学生就有过一次学潮热身。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于是，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示威游行。后由于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才偃旗息鼓。但这为时三天的学运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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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宣言》写好后就由狄福鼎送交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才印了2万份。学生们就带着这2万份传单，举着小白旗走上了街头。在示威游行途中，不时有市民加入进来。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几件事：一是有300名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二是有人数不多却让人满怀敬意的女学生。三是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醒目的标语：一幅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头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幅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所撰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让人见了后心潮澎湃，激奋不已。当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学生队伍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四名代表入内向美英等使馆递交了英文声明书。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当晚，罗家伦赶到各报馆介绍并解释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情况。

　　5月5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那天担任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的罗家伦在会上说，学生运动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检讨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说，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词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这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文，全面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真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被称为五四健将。整个五四运动，其实是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新潮社”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一批人掀起来的。一方面，罗家伦深受胡适的影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非理性行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不以为然。早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然而，另一面，在赞赏俄国革命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抱着他这样看法的学生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当五四学生运动超出原定设想的范围后，他就很少抛头露面了。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急速左转时，罗家伦他们开始走上了由胡适指引的用文章呼吁说理方式的道路，认同“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然而，对于一个才22岁的青年来说，也非一时就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在五四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罗家伦还时不时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术道路三者之间徘徊，在行动上总是表现出倾向革命，在反省时又总是将自己拉回到学术研究。当他留学欧美，在那种环境中，他要“告别革命”了。但这种徘徊并未彻底从他心底消失，而这一点残存的“徘徊”正是他回国后忽而从政、忽而从教的心理根源。

　　1967年，已经古稀的罗家伦最后一次回顾了五四运动，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