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儒家道德原则的坚信，现实政治斗争中坚守气节与人格——安庆先贤左光斗以生命为代价，企图维护儒家伦理道德原则的绝对价值。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桐城东乡（清净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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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东乡，是一个枕山览水之境，人心耿直，民俗武勇。吴汝纶《章冠鏊传》曰：“东乡俗尚意气，其民好斗敢死”，准确地概括了地方人性格爽直、讲义气，尤其是崇尚武勇、敢作敢当的民情特征。这种民风，绝对又成就了左光斗政治角斗士的禀性特质。

　　左光斗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举进士，初任中书舍人，后授为御史。虽为七品小官，左御史倒不失硬气。万历四十七年，左光斗巡视京城，一气抓了一百余假官，搅和了明朝的晦气，京城为之震动。后来，太子想兼并一块废弃的建设用地，感到职能部门有这么一个人不好说话，特意修书一封，派人送给左光斗。左光斗信封尚未撕开，就把送信的人给骂跑了。无所畏惧，左光斗算是出了名的。

　　在御史的位子上，左光斗曾经监察屯田，同样过于较真。那时北方普遍种旱粮，左光斗力主种水稻。朝廷同意后，左光斗真抓实干的力度显然很大，弄得北方到处都是水利兴修工地，到处都是“旱改水”工程。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改弦更张，涉及到那么久的习惯势力，工程能够一以贯之，说明乡村钉子户碰撞政治钉子户，还是小巫见大巫。

　　左光斗的本性难移，多见其出言过直且过激。明神宗数十年疏于朝政，清兵犯边，他便连上三折，对神宗皇帝犯颜直谏：“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将“天下危”与“皇上”划到一起，需要海瑞式的献身精神。好在神宗是个快死的人了，左光斗没有吃嘴巴的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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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光宗死后，为李选侍出不出乾清宫之事，左光斗又是放胆一言，是为晚明宫廷三案之“移宫案”。左光斗上书太子：“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扶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现于今”。李选侍获悉后异常恼怒，考虑到左光斗的行事风格，她数次派人召左光斗入宫，欲当面化解，避免硬碰硬，谁都下不了台。光斗则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硬是将李选侍给顶了回去。

　　左光斗如此官场摔打了十六年，仕途窘迫：官仅升了一级，其中还有七年“下岗”。

　　但是，左光斗同样创造了升官奇迹：天启三年（1623年），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晋大理寺少卿，官阶从五品；天启四年（1624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官正阶四品。一年多的时间里，左光斗官升六级！

　　从官场硬汉，到政坛新星，左光斗为官秘笈何在？因为他是东林党的“天雄星豹子头”，而东林党在天启朝的“党争”中，已经一党独大，只有魏忠贤的“阉党”勉强与之抗衡。

　　这种“党争”局面，很快逆转。正是左光斗与东林党的“天杀星黑旋风”魏大中不计策略，招致了东林党的全面溃败。

　　天启四年二月，傅櫆借汪文言案弹劾左光斗、魏大中“招权纳贿”。傅櫆虽然投靠了阉党，其实代表的是江西官员。左光斗与魏大中成为江西人的靶子，是因为左光斗争夺左佥都御史时，斗败的是江西官员熊明遇、徐良彦。魏大中做得更绝，他驳了刘一焜的恤典。刘一焜之兄刘一燝，则是去职不久的明朝首辅。身为江西党的领袖，刘家颜面尽失，引发江西官员的震怒。江西党与东林党交手时的弱势，又导致江西党与昆、宣、齐、浙、楚诸党的共鸣，并与阉党一拍即合，从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组织起了强大的政治同盟。

　　在遭遇强大的敌手时，东林党盲目自信，没有有效地建立起自己的“统一战线”，也没有瓦解对方的“统一战线”。杨涟与左光斗，则直接向阉党发起进攻——左光斗弹劾魏忠贤三十二条该斩之罪，欲将对手一网打尽。

　　但是，左光斗的奏疏尚到明熹宗手里，魏忠贤就将其逮入诏狱。酷刑之下，自认“受贿”两万。在狱中，左光斗留下这样一封血书：“遍身骨断，血肉淋漓，性命身家久已置之不问，但读书做官不能封父母荫子孙，乃以一片忠心与权奸争是非……”

　　唯有一死，方可气节、信念尚存——这就是专制时代！